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孙中山等与香港辅仁文社的杨衢云、谢缵泰达成联合协议，成立兴中会总会，设机关于香港中环士丹顿街十三号，用“乾亨行”名义作掩护。同年十月十日，总会决定在广州举行起义，为筹划起义，孙中山、陆皓东、郑士良等多次往返港、穗间，在广州建立兴中会广州分会，对外称农学会；并相继建立秘密据点数十处；在防营、水师和广州附近会党、游勇、绿林里，进行策反及联络活动。然而此次起义很快就因为内部人员泄密而付诸东流。同年秋，总会几次集会，先后议决：定九九重阳节举义；推杨衢云为会长，约定起义者臂缠红带，以“除暴安良”为口号。同时，加紧制备青天白日旗，草拟《讨满檄文》、《安民告示》等。重九前夕，清两广总督谭钟麟得英国当局电报，又有知情者告密，获悉兴中会起事消息，于是出动军队、差弁搜查起义据点，四处缉捕。
陆皓东得知搜捕的消息后，立即安排机关的人员转移，他自己最后离开机关。走到半路，忽然想起党员名册不知是否已由经管同志带走，决定返回察看处理。同行的同志以形势危险极力劝阻。他坚决地说：“党员名册最重要，倘被搜去，清吏按名册株连，我党岂尚有余类。我个人冒生命危险去保全多数同志，实分内事。”言毕，毅然返回。到机关后，军警接踵而至，将机关严密包围。他迅速紧闭大门，取出党员名册烧毁，待军警破门而入时，名册已成灰烬。他从容被捕，被押往海南县署审讯。清吏严刑逼供，妄图从他口中获悉同党名单。他宁死不招；叱令使跪，坚不屈膝。县令强逼供词，他愤慨激昂，当庭直书，痛斥“异族政府之腐败专制”，“贪官污吏，劣绅腐儒，腼颜鲜耻，甘心事仇”；直认杀满兴汉不讳。复慷慨陈辞：“今事虽不成，我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公羊既没，九世含冤异人归楚，吾说自验。吾言尽矣，请速行刑！”清吏气急败坏，以钉插其手足，凿其牙齿，极尽严刑酷法之能事。他多次死而复苏，始终不屈，并严厉痛斥清吏：“你们虽以严刑加我，但我肉痛而心不痛，其奈我何！”
11月7日，陆皓东英勇就义，天下动容。
从街头茶馆得知陆皓东的壮举，李展被深深打动，在这一年他加入了兴中会，并且进入了最为凶险的暗杀部。
李展入会宣誓时就说了一句：反他娘的！
从入会起，他开始对革命无限向往。随后一次又一次的行动，他积累了大量的暗杀经验，年纪轻轻就成了资深杀手，因为政治活动频繁，他的视野和觉悟也一步步地提高，不再是当年的街头混混，有了虔诚的革命信仰。正因为表现出色，很快他又被调离了暗杀部，组织考虑到他的背景，以及眼前国内的情况，安排他回四川，协同其他几位兴中会人士进行策反和联络活动。
不料一年前就在他联络川内一个重要的帮派立水帮时，对方并无诚意，以恳谈为名将李展和另外两位同伴瞿萌和傅君来绑票，立水帮是山林草莽，素来与朝廷对抗，因此绑架三人之后并没有押送官府，而是在附近的城镇贴出告示，要李展的同党以十万两白银换回三人性命。李展此时已经跟同伴失去联系，而且川内兴中会的同志本来就屈指可数，只能束手待毙。
而刚巧罗诗承从扬州到自贡，途中就经过事发地，当他大致打听出概况后，琢磨再三，最后当掉了随身携带的信物翡翠项链，用十万两白银救回了三个陌生人。罗诗承自己也没有弄明白他为什么要多事去救这几个人，不光要牺牲银两，还要冒着那么大的危险，他只是觉得，这天下不应该是由柳准柳仕鹏这样一批腐败阴险的小人来掌管。
把三人救出来之后，李展盛情邀请罗诗承加入兴中会，被罗诗承婉拒，但是李展等人仍旧感恩戴德，不定期地会与罗诗承联系，一再表示只要罗诗承有需要，他一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而这次，罗诗承正好需要他帮忙做一个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