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中国数学家的地位被提高，渐渐替代了西方传教士，其中以梅文鼎最为闻名。他把中国和西方的数学融会贯通，并力主利用数学来解决天文历法上的问题31。康熙晚年更仿效“巴黎科学院”，在畅春园设立“蒙养斋算学馆”，专门栽培中国自己的天文历算学家。当时天文数学已被视为传统学问的附属，天文历算学家普遍受到尊重，梅文鼎的孙子、数学家梅珏成，获赐“算学进士”头衔，另一名数学家王兰生亦获赐“畴人32进士”头衔。其后考证学的兴起，也增加了清代知识分子对古代天文数学的兴趣，乾嘉时期的考证学家阮元撰有《畴人传》一书，记载了古今300多名天文历算学家的事迹和贡献，包括多名西洋传教士；阮元等还呼吁学者应该成为精通中西学问的“通儒”33。
但可惜的是，清代的数学和科学并没有出现西方那种突破，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解决了历法上的问题之后，当时的数学在中国再没有其他显而易见的实际用途34，因此只能吸引一些知识分子的好奇心――这和同期的欧洲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因此必须继续钻研和发展数学的情形截然不同（见上一节）。明清知识分子对古希腊数学和科学深感兴趣，认为其具有新观点，与中国古代数学相辅相成，也有人相信希腊数学源自中国。到了18世纪，清朝知识分子基本上已把古希腊和中国传统数学融会贯通，但没有再进一步发展35。
另一方面，由于罗马教廷反对，耶稣会传教士没有把欧洲16、17世纪科学革命的尖端科学，如哥白尼和伽利略的新发现及牛顿定律等传入中国。耶稣会传教士起初只告诉中国人“地球中心说”,后来改为“地球太阳双中心说”（指行星环绕太阳运行、太阳月亮环绕地球运行的说法，又称“第谷系统”），最后才提及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太阳中心说”，这样一改再改，前后矛盾，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自然缺乏说服力。况且，耶稣会传教士以传教为首要任务，引进西方数学科技为次要，这令清廷和明清士大夫怀疑他们的真正动机。
牛顿科学和微积分学要到鸦片战争以后才由基督新教传教士传入中国，迟了近两个世纪。达尔文在1859年发表进化论后，新教传教士又因为认为它与基督教教义相悖，而迟至19世纪末才把这套理论传入中国。欧洲的新科学在中国仍然被称为“格致学”，研究这门学问的人被称为格致师或格致家，到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才改称为科学和科学家36。
但新科学很晚才传入中国，并不表示中国在较早前不会出现工业革命。在下一节里，我们将探讨工业革命在18世纪单独在英国爆发，而没有在中国出现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