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筑方面，清廷也聘用西洋建筑师，其中最杰出的作品莫过于意大利宫廷画家郎世宁（GiuseppeCastiglione）参与规划设计的北京圆明园。只可惜圆明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被烧毁104。
从上述诸多例子可见，明清绝对不是抗拒外国事物和知识。如果说明清的知识分子不接受西方科学，那主要是因为罗马教廷反对新科学，当时耶稣会传教士传入中国的不是伽利略和牛津的尖端科学，而是一些新旧参半、自相矛盾的理论105（见第七章）。
至于英国工业革命的新发明，中国人要到19世纪才有机会接触到它们。1793年访华的马嘎尔尼使团的首要任务是增加英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但如果细心察看马嘎尔尼使团携带的商品清单106，我们就会发现它包括了很多日常用品及奢侈消费品，以及一些耶稣会传教士已传入中国的天文和数学仪器107，但并不包括任何在工业革命期间出现的新发明，像珍妮纺纱机（1764年）、水力纺纱机（1769年）、瓦特的蒸汽机（1769年）和骡机（1779年）等。这些当时最先进的机器在中国理应有很大市场，但使团却没有携带它们，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也许我们不应感到奇怪。正如今天的美国一方面抱怨它对中国的庞大贸易赤字，另一方面又禁止美国公司出售高科技产品给中国，18、19世纪的英国同样既抱怨英国对清朝的庞大贸易赤字，但又禁止国民输出工业革命期间发明的新机器108。
马嘎尔尼使团没有完成使命，但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人对外国商品不感兴趣。马嘎尔尼本人曾对中国人作出过这样的评价：“我从没见过一个比中国人更充满好奇心、酷爱新事物、致力使自己的生活更舒适方便的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