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安琪尔，请回答。”
“我是安琪尔。安琪尔呼叫耶和华。耶和华，请回答。”
“我的小裘裘，有什么事情这么忧伤？！”
“还没什么忧伤，我的上帝。”
“我现在不想对你指手画脚。但我要顺便提醒你，文字游戏，贫乏无味也好，文字游戏，光彩四射也罢，那是撒旦的作品。但我们现在不谈这个，我没有情绪去想那个家伙。你们进展到哪一步了？”
“还没有结果，我的上帝。”
“那就赶紧去办，笨蛋！别让我说你，傻瓜……”
“请你原谅，我的上帝，统治者的上帝，众神之神，众王之王，你的荣耀在世上代代相传，对你的赞颂在全世界传扬……知道吗，老板……机器在运转，创作者在休息……”
“天啊，我的小裘裘，天啊……分寸感，我说了不止一次了，分寸感……”
“语言寻找真理，我的上帝，但不是占有。语言具有两重性，就像保护神赫尔墨斯，真理与虚假混在他体内。朦胧不清，因为光明与黑暗交织在一起。”
“滚吧。我没事儿了。”
如同一场巨大的风暴，寂静涌入了拉达轿车。上个世纪的加缪拉斯?戈布列尔?图拉（他恐怕是能让尼采相信的惟一的人，我明白这是一种巨大荣耀）在他谈论柏罗丁的那本格外动人、具有挑战性的小册子里（丢尔申书店出版，莱比锡，1870年）用亲切的语句写道，彻底的真实，已经超过了语言表达的可能性。语言在边缘地带，在“无所谓”的范畴里游弋，就像人类本身。“没什么忧伤”，天使汇报说，这是一种直话直说的态度，研究恩培多克勒学派的泰梅恩的观点也提供了支持（我叫他嘎比，人很可爱，在今天像他这样的人十分稀有，我妻子也很喜欢他，小伙子棕色的卷发、魅人的微笑、爱笑的牙齿让他更加讨人喜爱），他认为天使是用并不存在的材料做成的，是容易犯错误的完美者，对了，还是极其优雅的美妙生命，他们在阴沉的天穹下无关痛痒地轻松闲谈，与此同时，他们从传自人间的、稍微陌生的词语里汲取养分。从甜蜜的灾难里偷捡葡萄干，这是他们最想做的事！！！当然，忧伤正从两个方面悄然酝酿，婚姻总是如此，几乎总是如此，不像汹涌翻卷的暴风云，而像雨滴、露珠、木屑或葡萄干，逐渐积聚，轰然倾泻。
两个天使一动不动地坐在一辆根据老式“菲亚特—莱森斯车型”在苏联制造的拉达轿车内；手动挡的扶柄如同一顶金制的皇冠，闪耀着黄色与紫色的光。假若这时有谁正赶往“老猪倌”酒馆，或者想翻过游泳场的围栏——比方说，要是孩子们翻栏而过，作家肯定会惩罚他们（要知道：他们已经买了门票）——总而言之，无论现在谁从这里路过，都会在心里感到莫名其妙地慌乱，是什么使他们加快脚步，直接说吧，是什么让他们惊惶躲逃？
噢，是想研究历史，还是探究生活？
看起来，藏在雷电之中的并不是人们经常咏叹的无穷无尽的天使暴行，而是历史的暴行。让我们长话短说，1988年的匈牙利并非笼罩在恐惧之中，而是处于难以预料的不测之中；未来的不测，现在的不测，过去的不测。
操纵人民的不是哲学，不是信仰，不是思想，不是智慧体系或经济需求，社会并非据此谋求它在世界上的位置，无论国家，还是个体，并非据此作出推论，并不按照所作出的推论进行设计，或者尝试着设计自己的生活——而是领会符号。魔法、闲言碎语和机械套用是它们载负的力量；符号，无论它的外部特征，还是毫无结构可言的内容，都让我突然联想起一个古代原始部落的宗教仪式，联想到坐在篝火旁的先民们借以弥补现实的富于创造力的虚幻空想，以及夜总会滑稽歌舞的蹩脚登场。符号混淆了宗教仪式和滑稽歌舞之间的不同，顶多有时误将讽刺的严肃视为浅薄，将严肃的崇高视为原始。
比方说，直到最近几年，兽骨占卜术始终都在国内广泛流行。
经历了教会历史上无数次悲剧性的转折之后，十字架积淀为基督教的标志，最为可信、最为有效的是十字架，而不是火刑柱、拔指甲钳或教皇头戴的高冠。想来，历史上也曾有过那样的时刻，某种“指引方向”的符号也曾应运而生，成为某种社会主义的标志，打个比方，例如分田分地的界桩。现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更像是一个符号，《古拉格群岛》，一辆窗帘紧拉、悄然行驶在被乌血染黑的夜色里的汽车，从一个殉难者到另一个殉难者。（更不要说神与自由了。）
符号（诸多符号的符号）在今天已然丧失了它们的严肃性，一频道在播放彩色影片《斯大林》，尖锐犀利，二频道在播放轻松的色情，窗帘紧拉的汽车已不再拉窗帘（我们看到一辆没有拉上窗帘的汽车，当我们看到这样的车时，我们应该想些什么？——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这不是一个好的征兆。”每当看到周围停满汽车，人群中传出直冲霄汉的火热语言，安娜的公公总爱这样讲。当安娜不由自主地注意到那两名神色好奇的男子坐在一辆停在不远处的政府车牌轿车里时，她感觉这不是什么好的征兆。可以这么说，几乎不分什么出身、信仰、理想和性别，这个国家屡遭殴打。被人殴打。（被谁殴打？其实无所谓谁，一个小国，一群暴徒。）这个国家遭到殴打，就像一个小孩子被人教训一样。人们也经常跟小孩子一样这样描述：“那天夜里，男人们被带进了委员会，等在那里的是来自布达佩斯的当权派，他们后来被教训了一顿，有的被打得肝脾破裂，我丈夫从那之后变得口吃，我的妹夫费利，则被打得丧失了性功能……他们被瓷瓷实实地教训了一顿。”
假如我们作一下统计，自1919年以来在安娜和作家的父母、祖父母中总共有几位遭到过国家政府级的殴打，如果我们想得到一个“更具历史性的数字”的话，似乎更应该从1945年算起，在那段时间里，作家的母亲曾于1957年遭到过警方的严酷威胁（受到殴打的恐吓，被人骂作“婊子”——静物写生，与两个不怀好意、神色疲倦的年轻小伙子一起，在一间墙皮剥脱的灰暗小屋里），在十二个人（两对父母，两对父母各自的父母）中有六个曾被人殴打过，所占比例为百分之五十。也就是说，他们中间有的被打，有的没有被打。所有的人、所有的家庭都先后轮流遭到过殴打，在匈牙利，没有一条大街，没有一户人家幸免于难。（有一个假设也得到了证实，打手们通常也遭到殴打，当然并不能反过来说，每个人全都打过人……曾经也有人还过手，不过那是另一回事。比方说作家的母亲，当她遭到威吓的时候，出于惊恐，她条件反射地扇了离她最近的那个家伙一个嘴巴，因此他们开始骂她“婊子”。“我的儿子，他们骂我婊子我是那么高兴……我是一个活着的婊子。”）如果仅在一个家庭里就发生了这么多的恐怖、罪恶的故事（“你舅舅今天被处死了。”），那么在全国，究竟总共发生过多少桩？有谁知道这个数字？“我。”作家果断而动情地说，那所有的一切都要他来记忆，还有所有的人。他母亲的记忆，成为了他的，不管他愿不愿意；他父亲的记忆，成为了他的；他邻居的记忆，成为了他的；义务警察的记忆，也成了他的。所有的一切……安娜做了个怪脸，心想这是不是太多了。
手动挡扶柄上宝石般金光紫气的光芒熄灭了。两名男子温和地对视了一眼。天使的肌肤细腻得如同肥皂泡沫。从院子里传出安娜的口哨声：她正试着吹瑞?C.萨托利乌斯作于二十年代初的一首人们并不太熟悉的曲目，毫不夸张地 说，它曾让整个新奥尔良疯狂。（瑞?C，被人称为“小萨托利乌斯”；他有一个哥哥，与他的艺术观点极端对立，兄弟俩不仅相互嫉妒，而且彼此厌恶对方的音色，他哥哥与蓝调皇后贝茜?施密丝一起成名——请见《空床布鲁斯》。“他在这里仿佛并不曾存在过。”人们这样讲述他，并且暗指他俩的关系。）《你脸上古凯尔特人的忧伤和那两只优美的乳房》，这是安娜吹的那支曲子的歌名，另外，或许由于歌词的缘故（？），听起来俨然像一支进行曲，为家庭主妇们谱写的解放布鲁斯，比方说，妇女们上街游行，愤懑而大笑着翩翩起舞，好似投石器一般挥舞着摘下的乳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