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行(3)

今天中国的经济学发展,六十年代我和科斯等几个人搞出来的 今天称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大行其道。这是关于产权及交易费用的研究。这门学问在中

国普及,而天则的人才不弱,这学会是会办得好的。中午到北京师大进午餐,跟的讲题是《快要失传的价格理论》,内容我在《壹周刊》发表过。晚上到清华大学,晚餐后的讲题是《经济解释》,那是涉及科学的方法了。

最后一天,十四日,早上与几位国务院的朋友座谈,题材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困境。到机场的途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进午餐,跟的讲题是《交易费用与经济效益》,是自己发明的一些观点了。

这次北京之行,有四点要写下来。第一,最重要的,是北京的学生真的了不起。我想,要是四十年前这些学生有我的际遇,在美国得到大师指导,我怎样也比他们不过。第二,五间大学请我吃的午餐或晚餐,其食品水平远超香港的所有大学。其三,首两次演说我用英语,到了第三次,翻译的青年学者翻了十多分钟后,突然说 “我要请张教授用普通话讲,他讲得不对我从旁协助。”我拿他没办法,于是逼试用普通话。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以普通话演说,余下来的其他两个演说都是用普通话,虽然说得一塌糊涂,但对我来说是一项伟大的成就了。

最后一点是在五间名校的讲话,座无虚设,而站的人多的是。这种破纪录的英雄式的接待,主要是因为我十五年前出版的《卖桔者言》。据说这本旧作在内地曾经有手抄本。八八年在四川再版时被抽起了一些比较敏感的文章,三万二千本一下子卖光,跟被打进黑名单,但影印本广泛流传。香港的学者,是要多用中文写些有教育性的文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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