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乙未广州一役失败后，孙总理久在日本规划粤事，重图大举，知创设宣传机关之必要，乃于己亥（一八九九年）秋间派陈少白至香港筹办党报，兼为党务军务之进行机关。少白莅港后，先向老友何启、区风墀查探地方官吏对于我国革命党人之态度。时区方任华民政务司总文案，何则任议政局议员，在香港政界均有相当之信用，因悉禁止总理五年入境之期仍未满限，而少白则可不受拘束。于是租定中环士丹利街二十四号门牌为报馆发行所。取“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之义，定名《中国日报》。所有机器铅字，概由总理在横滨购办。初出版时，少白自兼任总编辑。先后助理笔政者，有洪孝充、陆伯周、杨肖欧、陈春生诸人。英文翻译则为郭鸿逵、周灵生等。经营数月，至是年十二月下旬始告出版。初以不审英人对华政策所在，一时未敢公然高唱革命排满之说。半载后措辞始渐激烈，乃惹起中外人士之注意。从前各地中文报纸排印俱用直行长行，不独香港一地为然。独《中国日报》始仿日本报式作横行短行。初时人多异议，《中国日报》毅然不屈。未几，香港、广州、上海各报陆续改用横行短行，是亦报式之革命也。此报除日报外，兼出十日刊一种，定名《中国旬报》。篇后附以鼓吹录，专以游戏文章歌谣杂俎讥刺时政，由杨肖欧、黄鲁逸任之。是为吾国报纸设置谐文歌谣之滥觞。时革命党财政并不丰裕，开办数月已感困难。任厨役者为横滨同志陈和，报中买菜钱亦时由陈代垫。陈复假诸编辑部中人，其拮据可知矣。翌年（一九○○年）总理派少白及杨衢云、郑士良、史坚如等经营广州、惠州军事，报中来客顿形热闹。在馆下榻者有史古愚、史坚如、苏卓南、张硕臣等。时到谈者有杨衢云、郑士良、宋少东、黄福、练达成、邓荫南、冯镜如、冯自由、李自重、梁麒生、杨襄甫、李纪堂、毕永年、钟荣光、陈典方、王煜初、伍汉持、李竹痴、方毅父、区凤墀、朱通孺、张智若、日人原口闻一（东亚同盟会员）、宫崎寅藏、平山周、山田良政、福本诚、伊东正基、清藤、末永、英人摩根等，可谓一时之盛。及庚子惠州、广州二役相继失败，义师将士群至机关部狼狈求助。报中经济能力大受影响，殆有不支之势。幸是时富商李纪堂早由杨衢云介绍入党，于接济军饷外，尚能担负报馆度支。《中国日报》赖以维持不坠者，李之力为多焉。
辛丑（一九○一年）春，报社迁移至永乐街。时郑贯公适因发刊开智录，为横滨《清议报》所摈，总理特介绍至《中国报》充任记者。郑归自日本，绍介欧美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之学说于读者，持论新颖，极受社会欢迎。时距庚子汉口失败一役未久，留日志士沈云翔、朱菱溪、秦力山、苏子谷（曼殊）及余等次第至港，多在报社下榻。沈与粤督陶模之子拙存（葆廉）友善。陶督笃信新学，葆廉更以新党自居，延吴敬恒、钮永建为幕僚，大兴教育。沈每至广州，陶父子礼之甚优。父子均喜阅《中国报》，其黜陟属吏，恒以《中国报》之评判为标准。故《中国报》在粤销场以是时为最佳，仅督署一处，销售至二百余份。清季督抚在粤政绩，以陶为差强人意，《中国报》与有力焉。有一次，陶因阅《 中国报》而将县官二人撤职，其后乃知此二人实为好官，不过《中国报》误载外界投稿而受人所愚耳。又有广西志士余化龙者，因事系南海监狱，屡寄稿《中国报》，揭示监狱黑暗，狱吏畏之如虎，事事恒迁就之。化龙竟借势强奸狱吏之妇，尤属罕闻。及为《中国报》所知，因据实加以纠正，化龙卒不免伏法。是年十二月初九日，总理由日本乘日轮八幡丸至港，挈眷寓报馆三楼。自乙未广州失败以后，港政府即不许总理入境。此次适禁限期满，故总理得暂寄居。不数日，警长亨臣奉命讽使总理出境，总理遂于是月十五日赴越南参观河内博览会，前后居港仅一星期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