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了解加比情绪的起伏，就像熟悉自己的月经周期那样。我察觉到她举止有点紧张。她的目光不和我接触，而是不安地环顾四周，如同刚才在公园里一样，继续寻找着什么。显然，她是在走神。她还不时地喝两口酒。
每当她举起酒杯，夕阳便照亮了基安蒂红酒，那红焰仿如卡罗莱纳州的落日。
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她这么频繁地喝酒，只是在掩饰焦虑感。酒精，恼人的鸦片。我再清楚不过了，因为我也曾经用酒精来麻醉自己。我那杯巴黎矿泉水里的冰块正在慢慢融化。我看着柠檬的浮动，它从一块冰块掉到另一块上面，随之产生微弱的嘶嘶声。
“加比，出什么事了？”
这一问吓了她一跳。
“什么？”
她发出一声神经质的大笑，拨弄了一下脸旁的头发。她的眼神深不可测。
她的反应使我把话题转到一个不痛不痒的事情上。如果她想说，自然会告诉我。我没有勇气追问她，以免冒失去亲密友谊的危险。
“你有西北大学同学的消息吗？”
我们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认识时同是研究生学生，当时我已经结婚。凯蒂还没有上小学。我当时很羡慕加比和其他同学的自由。我已经错过了整夜舞会再一早去上哲学课的时光，他们可以借此加深友谊。我虽然与他们同龄，但却生活在一个不一样的世界里。加比是同学中唯一一个深交的朋友。我从不知我们成为好朋友的原因。我们现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女人。当时也是如此。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加比喜欢皮特，或至少假装如此。我的记忆片段是：皮特一派军人硬朗作风，被一群抽大麻、喝廉价啤酒的嬉皮学生包围。他非常讨厌我的研究生派对，总是以高傲的蔑视姿态掩饰自己的不适。只有加比会花心思接近他。
我与大部分同学都失去联系了。他们散落在全美不同地方，几乎都在大学和博物馆工作。这么多年来，加比比我更善于与其他人保持联络。又或许同学爱找她吧。
“我现在偶尔还和乔联系。我大约知道他在爱荷华一个不知名的地方教书。或许在爱达荷？”美国地理从来都不是加比的强项。
“是吗？”我鼓励她接着说。
“弗恩在拉斯韦加斯搞房地产了。几个月前他参加什么会议来过这里。他从人类学专业转行了，非常快活。”
她又抿了一口酒。
“发型倒是没变。”
这回发出的笑声就很真了。也许是酒，也许是我的个人魅力开始让她放松下来。
“噢，还有。我接到珍妮的电子邮件。她想回去做研究。你知道她嫁了个笨蛋，放弃了罗格斯大学的教席，跟那个人去了肯塔基州。”
加比总是有话直说。
“噢，她好像有什么拐弯抹角的门路，可能会在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里占一席之地。”
又抿一口酒。
“她到底还是放手了。皮特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这个问题把我问了个措手不及。直到这一刻前在谈及我那失败的婚姻时，我一直非常小心。如果把我们的谈话比作开车的话，那一刻我的换挡被卡住了，若想解开它们恐怕会说出真相；若要精心选择适当的字眼来搪塞过去，这又意味着我还没准备好面对离婚的现实。我会避开这个问题。加比是少数知道这件事的人之一。
“他还好。我们聊过。”
“人总是会变的。”
“是啊。”
沙拉上来了，我们忙着加沙拉酱，同时磨胡椒放进去。我抬头看她，她坐得非常直，拿着一勺子莴苣停在碟子上出神。她再次避开我的目光，不过这次她似乎在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而不是审视周遭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