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坐在蒸汽房里流汗的感觉应该不错，人就像一棵被蒸熟的椰菜一样。它能让人心情舒畅。我早打算这样做了。在模拟登梯机上跑三英里，在“大力士”健身器上做一回合，再什么也不干地待着，正如这天中的其余时间一样。但是健身房没有实现我的期望。一轮健身的确帮我驱散了一些怒气，可是我依然心烦意乱。我知道克劳德尔是个混蛋。在模拟登梯机机上每踏一步我就骂他一句，当作在他胸膛上踹一脚。混账。笨蛋。傻瓜。两个音节的骂人话最解恨。我只想出这些来。它让我暂时从谋杀案的思考中脱离出来，不过现在我闲下来了，谋杀案又重现在脑海中。伊莎贝尔 加尼翁，尚塔尔 特罗蒂尔。我的脑海里不断翻滚着有关她们的记忆，就像餐碟中的豌豆一样。
我用毛巾擦擦汗，让自己再好好想想当天发生的事情。克劳德尔离开后，我找到丹尼斯，问加尼翁的骨架是否已经做好。我希望仔细检查每一寸尸骨，寻找受伤的痕迹。骨折，裂缝，任何东西。尸体被切割的样子总让我觉得古怪。我希望能近距离看看那些伤口。哪知蒸煮组有它的固定程序，那些骨头要到明天才能准备好。
接下来我来到中央档案库，取出有关特罗蒂尔的资料。下午其他时间我全用在浏览警方报告、解剖结果、毒物报告和照片上。我的记忆细胞中有个声音不断地唠叨，那声音坚称两个案子是有关联的。某个被遗忘的细节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我也不明白它为何把两个案子放在一起。隐藏在我的大脑中却一时难以想起的记忆告诉我，关联点不仅在于肢解和用垃圾袋弃尸这两点。我必须找到关联处。
我再用毛巾擦擦汗。手上的皮肤已经起皱了，身上其他地方的皮肤则滑得像河鲈一般。我撑不了太久。无论桑拿有多少好处，我就是在里面待不过二十分钟。好吧，再待五分钟。
尚塔尔 特罗蒂尔几个月前被杀。那是我开始在实验室全职工作的第一个秋天，她当时才十六岁。今天下午，我把她的解剖照片铺满了整个办公桌。其实没这个必要，我依然清清楚楚地记得她的样子，记得她抵达停尸间那天的每一个细节。
十月二十二日，生蚝派对那个下午。当天是星期五，大部分职员早早就溜出去喝啤酒，大啖加拿大马佩奎鲜牡蛎去了。这是我们这里秋天的一个传统。
穿过会议室的人群，我注意到拉曼彻在听电话。他用不拿电话的那只手来捂住耳朵，隔绝派对的声浪。我看着他。他挂电话后环顾全场。看到我后，他打了个手势，示意我到大厅见他。他找到贝热龙后又重复了同样的手势。五分钟后，他在电梯里向我们解释了电话里的消息。一个年轻姑娘刚被运来。尸体有被殴打的痕迹，而且被肢解。直接辨认死者根本不可能。他想让贝热龙察看死者的牙齿，我负责检验骨头上的刀口。
解剖室的气氛与楼上的欢乐气氛截然不同。两位探员站在一边，一名来自身份识别组的便衣警官在拍照。技师默默地安放好尸体的位置。探员一言不发。也没有人调笑或说俏皮话。连通常的小笑话都彻底欠奉。只有相机快门的声音――警察在给解剖台上的尸体拍照。
尸体已按照原有位置放好。被肢解的六个部分按照正确的解剖次序放置在一起，不过角度有点歪，使死者看起来就像个真人大小的塑料娃娃，那些专门用来给人扭曲玩弄的人偶。只不过，这个娃娃让人毛骨悚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