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格里什知道促使警察局长打电话给苏格兰场，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起了主要的作用。当达尔格里什接手这个案子时，他和贝利巡官有过一次简短的谈话，从他那带点狠意的叙述中很容易看出他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的缘故来，外科医生从一开始就使得自己成为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他的动机，如果它们能够进行合理的解释的话，曾经引起过有趣的推测。一开始他坚决地断言佩尔斯护士一定是被谋害的，说如果有人认为这件谋杀案与医院里的人有牵连的话，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还说地方警察有责任将这个推测进行下去，应该毫不耽搁地找到并逮捕这个杀人者。当他们的调查没有产生出什么直接的结果时，他变得不安起来。他是一个惯常喜欢使用权力的人，没有它就不行。伦敦有些杰出的人士，他都救过他们的命，有些人还具有相当能损害人的能量。不断地有电话打到警察局长那里，打到苏格兰场，有些是圆滑的，半辩解的，另一些则是直接地抨击。由于负责调查的巡官越来越相信护士佩尔斯是死于恶作剧，结果恶作剧却可悲地弄错了对象，于是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和他的一帮同伙（coagitators）更加起劲地宣称她是被谋杀的，更加加大压力要求把案子转交给苏格兰场。正在这时护士法伦又被发现死了。可以料想得到地方上的刑事调查部在这桩案子的刺激下必定会忙活起来，会把照在第一桩案件上的散射的灯光集中起来，聚焦在第二桩死亡事件上。正在这个时刻，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便选择了给警察局长打电话的办法，宣称不必要作进一步的调查了，在他看来护士法伦是自杀，这是再明显不过了，这只可能是由于她的恶作剧杀死了她的同事，产生了这样悲剧性的后果，于是她由于悔恨而自杀了。而现在为了医院的利益起见，要在招收护士学生之前以最小的混乱来结束这个案子，以不使医院整个的未来受到损害。警察局对于这种喜怒无常的突然的转变早已习以为常，但也不是说他们就很欢迎这种转变。达尔格里什想，在这一切情况下，警察局长作出决定，叫苏格兰场的人来调查这两起死亡事件，他认为这样做是谨慎的，对此他表示相当的满意。
护士佩尔斯死后的那一个星期里，科特里―布里格斯甚至曾经给达尔格里什打过电话。早在三年前，达尔格里什还做过他的病人。那是一场并不复杂的阑尾切除术，那次手术留下的疤痕又小又干净，叫达尔格里什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他认为这位外科医生的专长在那时得行到了充分的报酬的。他决不希望自己被科特里―布里格斯利用来达到他私下里的目的。那个电话很令人为难，令他很不满。他很有兴趣地看到外科医生显然把那次手术看作了一件小事，他们两个都把那件事给忘记了，这样做是明智的。
达尔格里什没有把眼睛从他的文件上抬起来，说道：“我知道你主张法伦小姐是自杀的这个观点，对吗？”
“当然，这很显然是解释得通的。你总不至于会说又有某个人在她的威士忌里放了点什么东西吧？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
“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不见了的容器，不是吗？就是说，如果它是毒药的话。在没拿到验尸报告之前我们还不知道它是不是毒药。”
“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那个酒杯是不透明的，隔热的。那天晚上早些时候她可能已经在里面放了些东西。没有人会注意到。或者她在一个小纸包里放了些粉末，后来把纸包从盥洗室的马桶里给冲走了。不存在什么容器的问题。顺便说一句，这一次不是什么腐蚀剂，我看过尸体了，很明显地看得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