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在她的生活里最重要的事就是和男人的下一次约会。她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家人之间的关系相当亲密。父亲是一家银行的职员，很受人尊敬；母亲是一位典型的法国中产阶级贤妻良母，她自己刚刚修完美容师课程，弟弟让-克洛德在服兵役。全家住在勒维齐奈的郊外，虽然算不上奢华，但仍然是很好的房子。
1959年快到年底的时候，有天早餐时，陆军部来了一封电报。电文里说，陆军部极为遗憾地通知阿兰德·迪马先生及其夫人，他们的儿子，第一殖民伞兵部队的列兵让-克洛德在阿尔及利亚阵亡了。他的个人物品将尽快退还给居丧的家庭。
有那么一阵，雅克利娜的世界破碎了。无论是勒维齐奈的家庭的安宁，还是被其他女孩在美容院热议的伊夫·蒙当 的魅力，或是刚从美国传来的摇摆舞热潮，一切似乎都失去了意义。只有一件事在她脑子里反复敲打着，就像一盘不断播放的磁带，那就是她的小让-克洛德，她亲爱的、孩子一样的弟弟，那么脆弱而温和的弟弟，憎恨战争和暴力的弟弟，只想一个人看书的弟弟，她只想去宠爱的弟弟，在阿尔及利亚一条干涸的河谷中的战斗里，被打死了。她恨，是那些阿拉伯人干的，那些令人憎恶的、肮脏的胆小鬼、傻瓜。
这时候弗朗索瓦来了。一个冬天的星期日早上，雅克利娜的父母出去看亲戚了，弗朗索瓦突然出现在这个家。那时是12月，街面上盖着雪，花园的小路上也结了一层冰。其他人都冻得面色煞白，愁眉苦脸，而弗朗索瓦的皮肤却是那种晒出来的棕褐色，看起来十分健康。他询问是否可以和雅克利娜小姐讲话。她回答说：“我就是”。并且问他有什么事。他回答说，他指挥的那个排有一名叫让-克洛德·迪马的列兵被打死了，他带来了一封信。雅克利娜把请他进了屋。
这封信是让-克洛德死前几个星期时写的。他在山区搜寻一队刚刚洗劫了一户移民家庭的穆斯林游击队时，把信装在了衣服的里面口袋里。他们没有找到游击队，而是遭遇了一个营的训练有素的叛军部队。在黎明的曙光中，这场遭遇战进行得异常惨烈。战斗中，让-克洛德肺部中了一枪。他在临终前将这封信交给了他的排长。
雅克利娜读完信又哭了一会儿。信里没有说最后一个星期的事，都是在君士坦丁军营里的闲话家常，攻击训练和军纪之类的。其他的事情她是从弗朗索瓦那知道的：敌军从侧翼包围了他们，步步进逼。他们在丛林里后撤了四英里，用无线电不断呼叫空中支援。早上八点钟轰炸机才赶到，轰炸机引擎的尖叫声和火箭弹的轰鸣声响成一片。他还告诉她，她弟弟是自愿参加攻坚部队的，他是一名真正的男子汉。最后在一块岩石的后面，他趴在一名下士的膝盖上不断咳嗽，血都咳出来了。他像一名真正的男子汉那样死去。
弗朗索瓦对她非常温和。四年的殖民地战争把他打造成了一名职业军人。作为一名男子汉，他像殖民地的岩石一样坚硬。但他对自己手下的伞兵的姐姐很和气。她为此很喜欢他，接受了他在巴黎请她吃饭的邀请。另外，她也担心她的父母回来会被吓着。她不想让他们知道让-克洛德是怎么死的。因为她的父母花了两个月才好不容易从失去爱子的悲痛中渐渐恢复正常。席间她请求中尉保证对此事保持缄默，他同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