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古现在正在运用他的高智商。这个智商曾经使他成为法国陆军最年轻的上校，而现在，则让他成为OAS中最危险的人物。他为比多安排了一连串与主要网络和报纸记者的见面。在这些见面会上，这个老道的政客可以为OAS那些不那么冠冕堂皇的暗杀行动披上正义的外衣。
阿尔古的宣传活动被比多执行得非常成功。法国政府对它的震惊程度不亚于对它的恐怖活动以及遍布法国全国电影院和咖啡馆的塑料炸弹爆炸案浪潮。正在那个时候，2月14日，另一起刺杀戴高乐的阴谋被发现了。戴高乐原定于次日在军事学院的战神广场发表讲话。刺杀计划是：戴高乐一进入大厅，躲在附近房子屋檐下的刺客就朝他背后开枪。
有三个人在这次事件后被捕：让·比雄、炮兵上尉罗贝尔·普安纳德和一名军事学院的英语教员波勒·鲁斯莱·德利菲雅克夫人。枪手按计划应该是乔治·瓦坦，但这个“瘸子”又一次逃脱了。在普安纳德的房间发现一支有红外瞄准镜的步枪。三个人都被捕了。据他们在后来的审讯中供述，为了把瓦坦和他的枪偷运入学院，他们找过准尉马里于斯·托，后者直接报告了警察。十五号，戴高乐按照预定的时间，准时参加了军事典礼。不过令他有些不悦的是，他不得不乘坐一辆装甲汽车抵达。
这次的阴谋刺杀行动业余得超乎想象，但仍然让戴高乐很生气。第二天他把内政部长弗赖叫来，拍着桌子训斥部长要对国家安全负责，“暗杀勾当实在是太猖狂了！”
弗赖决定在OAS的最高层里来个杀一儆百。他对最高军事法庭正在进行的对巴斯蒂安-蒂里的审判结局十分放心，因为蒂里已在被告席上竭力解释为什么他认为夏尔·戴高乐应该死。这一点就足够判他的死刑了。但是这种杀鸡儆猴的事情还应该再多一些。
2月22日，一份安全局第二分局（反间谍和国内安全局）局长写给内政部长的备忘录副本被送到了行动分局局长的办公桌上。全文摘要如下：
我们已成功破获此次颠覆活动一名主要头目的下落，即前法国陆军上校，安托万·阿尔古。他已逃往德国。现据当地情报，他要在那里逗留数日……
目前情况下，对阿尔古采取行动并将其逮捕是可能的。鉴于我方反间谍局对德国安全相关负责机构的官方请求已被拒绝（该机构目前期望我们的特工只能跟踪阿尔古和其他OAS领导人），因此，本次针对阿尔古的行动必须以最快速度进行，并许其便宜行事。
这个任务交给了行动分局。
2月25日下午，阿尔古在罗马和其他OAS领导人会面后回到慕尼黑。他没有直接回乌纳特尔街的公寓，而是搭乘出租车去了伊登·伍尔夫酒店。之前他在那订了间房，显然是准备在这里开个会。不过他再也出席不了这个会议了。在酒店的大堂里，两个操纯正德语的人上来搭讪。他开始以为他们是德国警察，就伸手到胸前口袋里掏护照。
忽然，他的双臂就像被老虎钳子夹住一样，被紧紧箍住，双脚离地，人被迅速架到外面停着的一辆洗衣房面包车里。他两脚乱踢，招来一连串法语的咒骂，一只粗硬的手猛击他的鼻子，另一只则重重地打在了他的腹部。有根手指点中他耳后的神经节，他就像被关了开关的灯，眼前一黑，顿时就晕了过去。
24小时后，位于巴黎凯德索菲弗街36号的法国司法警察部有部电话响了起来。一个沙哑的声音对接电话的值班警官声称他代表OAS，并说：“安托万·阿尔古在CID 大楼后面的一辆面包车里，已经捆结实了”。几分钟后，面包车门被打开，阿尔古跌跌撞撞地走出来，围拢过来的警官都惊呆了。
他的眼睛被蒙了24小时，眼前模糊一片，要有人扶着才能站得住。他的脸上满是鼻血干后的血痂，嘴里的东西被警察扯出后仍然很疼。有人问他：“你是安托万·阿尔古上校吗？”他嘟囔道：“是的”。特工在昨天夜里成功地将他偷运出德国国境。至于用匿名电话通知警务人员，他们的“包裹”就在他们自己的停车场里，则只是他们在工作中的幽默。他一直被关押到一九六八年才释放。
但有件事行动分局的人没想到，逮捕阿尔古虽然使OAS士气大为低落，但却为他的影子副手马克·罗丹中校领导刺杀戴高乐的行动铺平了道路。这个人虽藉藉无名，但却同样精明强干。从很多方面来讲，这个买卖都不划算。
3月4日，最高军事法庭对让-马里耶·巴斯蒂安-蒂里宣判。他和其他两个人被判处死刑，同时被判处死刑的还有仍逍遥法外的“瘸子”瓦坦。3月8日，被告律师提出减刑请求，戴高乐将军一声不吭地听了三个小时，然后将其中两人改判为终身监禁，而巴斯蒂安-蒂里则维持原判。
当晚，律师把最后的判决告诉了这个空军中校。
“定在11日。”他告诉他的委托人。后者不相信，继续报以微笑。律师脱口而出：“你将被枪决。”
巴斯蒂安-蒂里摇摇头，依然保持微笑。
“你不会明白的，”他告诉律师，“没有哪支法国士兵的队伍会将枪口对准我。”
他错了。第二天早上八点，法国第一欧洲广播电台播报了枪决的消息。在西欧大部分的地方，只要愿意收听的人都能听到这条消息。在奥地利一家小旅馆的房间里，这则消息触发了一系列计划和行动，使戴高乐将军比他毕生事业中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死亡。住在这间房间里的人就是马克·罗丹上校，OAS的新行动首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