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们到了一家酒吧，大概那校长是那儿的常客，老板一见他进来便特别热情地将他和我领到一个单间。这类酒吧我是第一次进，整个屋子里软绵绵的音乐和灰暗的灯光，令我心头怦怦直跳。那个像灯泡一样发亮的秃脑袋上的一对贼溜溜的眼睛，此时更令我心惊肉跳。我觉得不对头，便起身要走，那东西一把将我拉住，贼嘻嘻地开腔道，你不是有事找我吗？坐下坐下。说着他用力一拉，将我拉到他的大腿上。我急了，猛地将他一推，告诉他，我可是军人妻子，我的丈夫还是战斗英雄！那狗日的先是一愣，继而哈哈地大笑起来，说当兵的老婆更需要别人的关爱嘛！瞧他那个德性，我知道这是只不吃到鱼腥绝不叫的淫猫，便直截了当地问他，我的孩子到底能不能上你的学校？他一听，似乎觉得有戏，便恬不知耻地把那张臭嘴凑过来，色迷迷地说，这可全看你了！说着那双爪子朝我胸前伸过来。我的头嗡的一声爆裂，不知哪来的力气，抬起双手猛地将那狗日的往沙发上一推，破门而出……我都不知道后来我是怎样走回家的，只听女儿问我，妈你怎么啦？怎么满脸都是泪水？我这才忍不住哭出了声……”
我看到赵梅的眼里晶莹闪烁，那一定是拌着苦涩的泪水。
赵梅擦着泪痕，继续说：“这样的事，像我们这些军人的妻子不知一年中要遇到多少次，而且还只能把泪水咽在肚里，让男人们知道了有时反弄出麻烦。你说说看，他们这些在外当兵的，哪知家里我们这些女人受的冤苦啊！其它的事咱能忍就忍，有辱也吞了。可孩子的事耽误不得呀！那是孩子一辈子的前程啊，真耽误了对得住谁呀？要说嘛，做女人难，做军人的女人最最难！”
“这就是你为什么一定要让建刚今年转业的最根本理由？”
“可以这么说。”赵梅突然脸色变得颇为严肃，“他为国保边防牺牲了我作为女人应该享有的十几年生活，这我可以承受，但现在孩子长大了，到了决定女儿今后命运的关键时刻，建刚他有义务承担作为父亲的责任，尤其是当我力不从心的时候，我这样想并不过分吧？”
“当然。”面对我们的孩子，即使是功勋卓著的将军和元帅，也该暂且放下手中的指挥刀而去提携帮衬一把，因为孩子们确实是我们的明天啊！
在即将完成此作时，我给已经到地方工作的建刚打去一个电话，询问他和赵梅以及他们的千金的情况。他颇为兴奋地告诉我，他女儿现在的学习大有提高，看来今年的高考是有把握的。
听到这个消息，我心头也像放下了一块石头。我知道，在中国的亿万百姓家庭里，军人的子女是一个需要特别关照的群体，否则将是极不公平的。
写到这儿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另一位战友，现在已是某省武警总队的司令员了。他叫张宝光，将军军衔。宝光将军当年与我同在武警学院任职，我转业后他只身到了南方，开始任总队的副参谋长，之后任参谋长，五年前任总队长，去年由军委主席江泽民签发命令晋升为将军军衔。宝光的家在北京，从小在北京的将军院里长大，后来成为“八一队”的运动健将。他在北京有个幸福的家庭，娇妻娇女，令人羡慕。
那年我们一批家在北京的战友“集体”转业进了北京落户时，宝光则到了海南。老实说，我们这些战友对他的举动并不是十分赞赏的，因为当时海南省刚成立，而且武警总队也成立不久，且当时也只是个师级编制单位。我们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的未来顶多只是个大校。大校在北京能算个什么？什么都不是，跟进京打工的农民一样多。那时海南特区刚建立，走私和敌情十分复杂，武警的任务非同一般地区。但将门出身的宝光说他就是爱那种冲锋陷阵、惊心动魄的军人生活，海南勤务的特殊性可以满足他的这种渴望。
宝光到海南后的战斗生活确实并不轻松，可以说是相当的艰辛与危险。那时海南几乎每天都有走私分子在海上猖狂，至于胶林和原始山林里的土匪以及灯红酒绿下的海口、三亚大街上，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事件也是层出不穷。宝光是参谋长，老百姓都以为是大官，其实当兵的人都知道，以他的职位，在每一次执行紧急任务和处理突发事件时，既是前线指挥员，又是提枪冲锋的火线战斗员。
在那些年里，宝光的女儿妮妮在北京读中学，当爸爸的他不仅难有时间回北京看望心肝宝贝，而且连一直陪伴妮妮的妈妈，最后也让他这个参谋长以一条“战事需要”的理由，调到了海南。妮妮知道妈妈要离开自己时，哭得好伤心，但懂事的女儿擦干眼泪对妈说：“爸爸出生入死，经常要挂彩，有你在他身边会好些的。我会自己管好自己的。”
妮妮上高中时，正是宝光带部队执行公安部命令在海南境内全面开展“严打”的紧张日子。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战斗，几乎天天都是刀光剑影。女儿妮妮写信告诉爸说，我现在的学习太紧张，天天要考试。宝光在巡逻的警车上或是在埋伏的草丛里给女儿回信说，爸爸和你一样紧张，你攻下一道难题，我便在完成一个歼敌战斗，我们在南北战线开展竞赛如何？妮妮说，好啊，我跟爸爸比赛，看谁消灭的敌人多！不过爸爸，你千万千万要注意安全，小心踩上坏人的地雷与炸药，你要永远记住妮妮和我妈妈都在等你回家。在很残酷的战斗面前从不掉泪的宝光，读着女儿的信，眼泪忍不住流满两颊。他在胶林中提笔，给女儿妮妮写道：孩子，爸爸用枪声和捣毁匪窝的信号弹为你的高考演奏进行曲……那一年，妮妮在北京挥汗决战黑7月，赢得了高考好成绩。父亲宝光在五指山腹地的密林里指挥部队出击，一举击毙海南建省后最大的犯罪匪首刘进荣，胜利消息传遍海岛，传到公安部和中南海。
妮妮现在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三年级学生，她至今保存着将军爸爸当年为激励她参加高考写的“军令状”――“努力考取上海外国语大学！”
将门出才女。妮妮说她一直梦想能够成为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一名学子，所以爸爸“发”下了这个“军令状”。“嘻嘻，我成功了！在爸爸的肩头扛上那金光灿灿的国徽章时，我对爸爸说，你的将军衔上有我妮妮的一缕光。爸爸一听，搂着我开怀大笑着说：当然，还有你妈妈的一缕光呢！”
听着将军一家人的对话，我心头顿涌暖意。
毫不讳言，正因为我曾经有过十五年的军旅生活，战友们的家庭似乎更容易进入我的视线。1999年春，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在新加坡开完会回国途经深圳，这是一个我已经有十一年未踏过的城市。与第一次来时相比，深圳的变化是巨大的。我拨通了集体转业到此地的基建工程兵老乡和战友的电话，之后的情景是极其令人激动和难忘的。我至今找不到世上哪一种情谊能够超过战友情的，更何况迎接我的是一群我的老乡战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