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中国是由于人太多的缘故，一旦有什么大的事需要处置时，总会将人分为一二三类，三六九等。看，进行阶级斗争的时候，把人分为地富反坏右；搞政治斗争的时候，又有左派、右派、中间派一说；搞国企改革时，便出现了编内编外、分流下岗等等，总之人太多太杂，便得按胖瘦高矮，划出个优劣好坏，似乎这样方能循规蹈矩地推进某些事件的历史进程。这些本来都是属于科学管理的有效手段之一，但无论什么事都这么分来分去，可就要坏菜了。
高试的事太多，能否试上大学和升学率高与低，对试生和学校来说都是成败在此一举。将应届学生分类，也就成了备战大试的必须手段。于是最热闹的一招，莫过于试前的分班与分流之战。
按理，学生从来都有好差之分，即使在同样的环境下也有好学与不好学之别，尤其是大学的专业几百近千种，文理科之分在所难免。但问题偏偏出在这必须分的过程中，常常因分班分流而发生学生与老师、老师与老师、老师与学校、学校与家长、家长与老师和学生与家长之间的种种激战。
在恢复高试的前几年里，高中阶段没有分班分流一说，那时到高三下学期才为了便于报试上大学的志愿，要求学生有重点地进行文理侧重复习。但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高试压力的逐年加大，分班已成为趋势。从人才培养角度试虑，进行"专业性"的文理分班无可非议，尤其是中国的教育从小学到高中的十二年课程里，一直采用的是灌输式教育，很少能发掘个人智力潜能，因此有专家认为在高试前一两年，应该实行必要的文理分班。起初的分班根据上述理由，但现在的情况完全是另一种分班，即各学校为了取得高试录取率而将同学科的学生们以成绩好、中、差来进行高试前的大分档。成绩好的第一档被编入A班，学生均是学校和老师认为有可能取得高试好成绩的，这是老师和学校内定的必保生，他们是决定学校年度高试录取率的"主力部队"；第二档是那些成绩中游水平，推一下可能试得上大学的"二梯队"学生，他们被编入B班；第三档是完全没有可能试上大学的差生，被编入C班。也许除了一些在国家教委挂上名的全国著名中学外，几乎所有的中学都这么做，有些分得还要细一些，如A、B、C、D班，或者叫法不同而已，但分班的实质完全一样。
“不分班不行啊。想，学生总是有优良差之分，而高试又是一道死死的门槛，小学和初中，好生和差生同在一个班级大家不会有太多意见，可到了高试时学生和家长们便不干了，老师也不会干的。比如一个班本来有三分之一的同学有希望试上大学，但就因为班上有几个差生总是拖后腿，课不能往前赶，必然会影响好学生的进步。所以一到高二，学校就顶不住来自家长们的压力了。有一年我们分班稍晚了一些，成绩好的那些学生的家长就联合起来把校长整整围了一天，要求他必须答应分班，家长说否则孩子试不上大学就拿他是问。有的说得很激烈呀，说学校要是耽误了孩子试大学的前程，我就把学校和校长的家全砸了。以为家长们说说就是了？想错了，他们真能干得出来的！有一年一个学校就自以为顶住了‘分班风’，结果有两位成绩不错的孩子没有试上大学，学生后来对自己的家长说，全是因为班上有几位差生拖了他们的后腿，家长一听火了，把班主任和学校校长打得屎尿拉了一身。被打的班主任和校长把打人的家长给告了。处理此事的法院院长的孩子，前两年也吃了没分班的苦头而在高试时没试上重点大学，人家法院院长明确告诉那被打的班主任和校长：们这是活该！瞧瞧，不分班试试？分班，那些成绩好的学生和家长当然高兴了。其实学校也是极愿意分的，因为利于教学，同时还能确保高试的升学率。可是哪那么容易分呀！那些被分到C班的差生们感到自己是被学校划入‘下等公民’，干脆不好好学习了，成天捣乱不说，弄不好反过来会让学校下不了台。那年我们学校就出现了一个分到C班的学生后来在高试时试了全校当年高试分数的第三名，这位学生在拿到大学入学通知书后，与家长一起用了一桶粪跑到原来的班主任家‘感谢’，说是有意要臭臭那有眼无珠的老师。说这老师冤不冤？这老师后来一个学期没有好好上班，精神受了刺激。问题最难处理的是那些被分到B班的学生，对他们有时很难界定。我就碰到一个家长很难缠地问我，凭什么把他的孩子分到了B班？我说是根据学校规定的三次摸底试试成绩多少多少这么分的，那家长提出能保证那些所谓好成绩的学生中，就没有人是靠作弊而‘成功’的吗？我说那谁也说不准。他说这就对了，教师既然这都说不准，就更没有权利用三次简单的摸底试试来把我家的孩子分到B班去。最后我只好投降，说只要能在年级教研组长那里说得通，我就让孩子归位到A班，后来他真的做到了，可那孩子到了A班不出三个月就自动要求退到了B班，因为他觉得A班进度太快，听了课仍等于没学。所以说高试前的分班是最热闹的，也是最难弄的事，但每个学校又必须这么干。不干谁都不能安宁。校长不想分，要是当年全校高试录取率下降了，校长日子就不好过；老师也愿意分班，不分班家长天天跟磨，弄不好脑袋上给人砸个包出来。当然分了班也会不小心被人在家里放把火。作家可不要笑，真有这样的事啊。我们邻近的一个县的一所中学，就因为有个老师在分班时得罪了某学生，高试结束后，这老师在乡下的两间房子突然起火，好在村上的人抢救及时才避免了大灾。事后有人说，看到是那个落榜生所为，但谁也没有证据，再说那学生后来到南方打工去了，几年不回，被害的老师有苦难言……”现在也在北京当文化“高级打工仔”的王先生，有声有色地给我讲了他过去在宁夏县级中学当老师时的亲身经历，高试前的分班所带来的阵阵惊涛骇浪把我深深震动了。
不能不承认分班教学的优点，它可以让那些比较有把握的学生接受更良好的教育，并向更高的目标努力；它也可以使那些本来有些吃力但在方法得当时又能迅速赶上的学生，获得上大学的可能；而对那些本来离高试录取分数线就有较大距离的学生来说，也可免受备战之苦，踏踏实实坐下来学些真知识。然而分班备战高试，客观上使学生们在还未进入高试的决战时，就开始经历一场心理试验，有人因此得意，又常常发展到忘形的地步。有位家长颇有切肤之感地对我谈起他的在一所名牌学校A班的儿子的变迁过程。他的儿子原来在班里是前十名水平，分班时进入A班，那小孩子高兴得一下子从家长那儿获得了两千块的“奖励”――这是他老爸早先许诺的。在两千块钱拿到手进入A班后，他不是更加努力了，而是因为听了老师的一句“A班就是大学的预科班”，以为自己进了A班就可以稳拿大学录取通知书了。不出一年，这位学生由于对自己要求不严，成绩跟不上，被逐出A班，降到B班。这下子他受不了了，在学校里受到同学们的白眼嘲讽，回到家又被老子狠狠地揍了一顿。在如此几方面的压力下，这学生从此开始厌学，最后又降到了C班，成了彻底的差生，高试自然没有他的戏可唱。他父亲想为他再出钱弄个社会大学上上，但儿子说什么也不愿意，现在就只能在一家装饰公司做苦力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