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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都听外地人抱怨北京人的废话，我以为这是一种传统，就是热情加无聊造成的，所谓热情，是一种遗传，从关外带进来的，外地人嘛，到了汉人地盘来做主，总得显得大器些，难免就热情，至于无聊，那是因为吃也没什么好吃，玩也没什么好玩，所以，好不容易见着个可以说话的对象，能浪费吗？两方面这么一凑，当然就废话连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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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一边多废话，一边又偏偏不耐烦，根本不想对外地人或陌生人多说一句，嘟噜着嘴听不清报的站名，瞎喏喏不想给你服务的售货员，总之，他们既像是没有睡醒，又像是心如死灰，还像是积攒着一肚子坏水。总之，好像你前半生就欠着他一个什么宝贝，或者，他高贵得就一直等着你去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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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方的废话是跟它的主持人数量相关的，这是我流浪多年发现的一个道理，到了北京就把这道理又上升为真理，因为北京的电视台最多，主持人也最多，都是一个职业，都要取悦观众，哪有那么新鲜的话啊？于是，只有废话不缺，而把废话说得好的就是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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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北京人说的北京土话去掉京味儿，就成为了普通话，可这样就没了京味儿，北京人可不愿意丢掉这个。听他们京腔京韵地说话，常常都觉着很有趣儿，当然，他们的废话和屁话除外。随便记下些他们的日常口语吧：说“不重视”一般用“仨瓜俩枣儿”，说“胡同串子”意指“游手好闲之辈”，“肝儿颤”是说“气愤到了极点”，“丫挺儿”是骂人“丫头养的”，而要说“做事”、“西瓜”等字则把后一字读轻声，然后就是像离不了的甜酱一样地使用儿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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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人大概室内生活太多，磕头又太久了，所以多礼，贩夫小卒也一样，讲个道理，说个章法，都是满族旗人规矩，按着等级来的，大概刚见着汉族文化，有点先自吸收的喜不自胜。“动止中节，一言一行都有尺寸管着，却又极自然，似乎不假约束―――也是传统社会做人的理想境界，到了这境界，礼仪行为即艺术化了。由技术而艺术，极人工反近天然，做人圆通之至倒令人不觉其圆通。‘礼’于是成了‘其人’的一部分。”（赵园《“北京人”种种》）
礼，慢慢就成为了知识，也就流于了世故，虚假。所以，北京人讲求“自幼就深知主人们的眉眼高低，言语轻重，且熟谙京中各府邸之间的远近亲疏，丝络瓜葛”，在普通人和流风上的表现，当然是要“懂场面儿”、“会维人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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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骂人不待见，何为“待见”？是说太监领着臣下去见皇帝，是被带着去的，多容光啊！那么不待见呢？就是自己去，没有太监跟班，总之，用的是皇上的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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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遇到过一个卖坦克的骗子，给我看了文件，红头的。说坦克是过了服役期的，主要用来改作民用推土机。我要不起坦克，他又重点向我推荐大炮，说是当年打国民党的，打雨肯定没问题。他连续给我降了三次价，我都没敢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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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的热情很夸张，路遇着拉呱，风筝一样地往天上放着，眼睛眯着，听得仔细、专注极了，这专注还表现在一件事说１０次，搞不清是他脑子有问题，还是他当你脑子有问题；或是，你不知怎么就被他弄得脑子也有问题。总之，你只要跟他站一起了，就有义务听他把话说完，可那话头通常也像他手上的风筝，放上去一点，又收回来，再放，再收，还放，还收，可谈的那事情就一直在天上那么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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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是个有着贵族传统的地方，古来形成的贵族文化圈，这圈是由皇城、内城、外城，一圈一圈地围起来的，由皇室和朝廷大员派生而出的一族，吃龙肝凤脯，衣绫罗绸缎，戴珍珠宝玉，住豪宅大院，出入有华丽的轿子等候，进门有丫环香软的小手服侍着，他们是金枝玉叶，是钟鸣鼎食之家，是一生下来就注定要享受荣华富贵的贵人；次一圈的是官僚文化圈，有点像柏杨说的酱缸，是一种“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主义”的混合体，在这种环境生活既久，自然产生一种苟且心理，一面是自大炫耀，另一方面是自卑自私。他们战战兢兢，生怕说错话，做错事，所以，走路要摇摆，路遇要哈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