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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人吹牛皮，那比的是胆量，你胆量大，把牛皮吹得上了天，吹得还圆，没准就把别人给唬住了。吹牛皮大都用来干吗？镇住别人，把机会留给自己。这也是八色九等人杂居久了后的一大传统，人杂不是吗？事儿一多，也奇，难保总有你没见过的世面吧？今天没见过，保不准的明天就真见了，因此，谁知对方是不是真的吹牛呢？不清楚，不清楚就留点后路，总之，牛皮的生存空间就留出来了。
洋货市场的讲价风格就是这样确立下来的，嘛叫洋货？至少是你没见过的，外国人造的，不都是卖给外地人吗？蒙一个算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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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不理到底说得清怎么来的不？难。
一说是小名叫狗子的发明了半发面的包子皮，剁馅时加水，因而成水馅，汤多肉嫩且有麦香，在天津闹得大名，众乡亲听说，一路大呼小叫着“狗子，狗子，我来啦”，原本是来投奔的，不料狗子或没听见，或不想理睬，于是，众乡亲十分生气，逢人便曰：狗子不理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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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说法很是卖弄，到天津，假如没去最有名的那家包子铺吃一回就白去了，这“假如”就是“苟”，“没去”文言成“不理”，就凑成了“苟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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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第三说法是真正地跟狗有关，敌后游击战时，为怕狗叫暴露，所以，如遇送信之类的人便在口袋里装几个包子，遇狗就扔，狗便顾着哼哼吃去，不再吱声，也有以为是夸这包子，油厚而保温，掉在地上很久，狗还怕烫着嘴，索性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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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不知哪种说法正确。但不论哪种说法都跟“狗”沾了边，于是，天津话里的“狗”字就活下来了，“狗”不过什么人，意思是说，这个人身上的狗性比人性要重，但骂人的意味仍然很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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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原名直沽，只相当于一个寨，朱元璋驾崩，皇子们斗得你死我活，四皇子朱棣，也就是后来称明成祖的志在必得，率兵从直沽寨南下，顺利夺取其侄子朱允?皇位，朱棣一高兴，就随口将直沽改为天津，言其是“天子经由的渡口”。后几代，漕运逐渐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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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起于漕运和海运中转，配送京师，天津渐成“九河津要，七省通衢”，至１９世纪后期，因其特殊的地位，“无比屈辱”地成为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开埠通商，办洋务，成了一个开放城市，“意外”地造成了天津的近代化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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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鸦片战争都给天津留下了独特的记忆，作为新辟的通商口岸，以及租界的普遍建立，“洋文化”开始进入这个城市，洋商、洋人家眷、洋人货品、洋餐馆、洋楼，又特别是洋楼，一例地充满着欧陆风情的别墅，风格迥异，千姿百态，但其典雅、精致、浪漫之艺术气息，让人流连忘返，今日到天津者，都得要想法到这片“万国建筑博物会”―――也即今日之五大道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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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３年，太平天国攻入直隶，进逼天津。僧格林沁坐镇天津统一指挥，双方发生激烈战斗，把个天津弄得稀烂。
然后是到了１８５８年，英法联军侵占天津，迫使清廷签订了《天津条约》。至次年，又发生大沽口战役，守卫炮台的官兵共打沉英、法军舰３艘，重创３艘，取得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惟一的一次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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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１８６０年，英、法、俄又强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天津被迫辟为通商口岸，从此天津开埠，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奥地利、意大利、俄国、比利时等９国先后在天津各设了近１５平方公里的租界地，一大批外国冒险家、传教士、富豪纷至沓来，营建洋行、银号、商店、花园、娱乐场、办公楼，开办仓储、航运、进出口贸易，建立医院、学校，盖洋房，造别墅。天津由此畸形“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