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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人实惠节俭。某年月日,陕西某厂职工刘某接到老家天津发来密电码:“无机不结证”。他百思不得其解,跑到邮局一查,答复:“电文无误”。刘某就使劲去想这电码到底何意,莫非“症”乃“证”之误写?这么说家里谁病了?于是又转到医院问询,一位老“郎中”对着电报沉思片刻,肯定地说:“是的,有这种病,不多见,但犯起来很厉害。”刘某顿时急火攻心,立刻告假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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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尘仆仆赶回津门,嘛事没有,于是拿出电报来,弟弟一望便笑,说只因自己要结婚,女方提出没有缝纫机就不领结婚证。因此草拟电文:“没有缝纫机女方不领结婚证。”,想让当工人的哥给买一台,赶到邮局一发,又嫌字多,因而简化成了“无机不结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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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乃北京门户,一日往还,就像走了一趟大户亲戚。正如成都到华阳―――县过县(又引为现过现,多用来表示麻将桌上不欠账),很多风俗两地差别不大。
北京人爱侃,天津人也爱闲话。只是,天津是一个租界城市,洋商人与小部分本土下野政客,住着洋房,而大部分人分处五河下梢,人多杂思与心机,卫嘴子就这样来的。那嘴可不是只会“白话”,而是要用嘴来直接找吃的,不乖不巧早就得饿死了。所以,有十个京油子斗不过一个卫嘴子的说法,但真实原因也许可以分解为:一个老北京的生存比天津人要容易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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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人靠嘴巴生存,某人正说着话了,就是正在找着生存的机会,你就得让他说完,不然就坏了他的生路,这个我是有过专门试验的:有一次,我找一个正聊着的天津人问路,他十分生气:你忙的是嘛?没看见我正说着话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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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多闲话,因为平素要把吃饭的嘴养着,所以,天津人总是在说话,不说就日月无光,不说个痛快就失了精气神,还有,说话也自然带着表演,一场一折,设计好了,套路陈式,总得追求最佳表达效果。因而,话都是多出来的,都是从随便一根枝头上就可长出来的,长出一个枝头就又可无限往下生发的,总之,话里是话,话中套着话。话既多,必有失,所以,还要先君子协定:哪儿说,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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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少有娱乐,只有自己把自己的时间填满,一个芝麻大的事,愣着连说十遍,于是芝麻也凑成了谷子,这当然还不够打发,因为还太单调,心里着慌,所以,眼前的一切均可供来消磨,那是个认真,细处的认真,普遍的认真,比如再说狗不理,那可是数好了的,18个褶儿,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就常有天津闲人要吃之前细细地数去,搞不好就要闹事,而他才不把这叫闹事,他即使闹事也是带着强烈的责任感和神圣感的―――不盯牢点儿,狗不理还不会毁在了你帮孙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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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人也套近乎,套名人的近,可他们套的目的跟北京不一样,北京人是典型的拿大脸,给自己撑面子,可天津人只看实惠。林希说过的一件事很有典型性,他一位朋友到天津找一位作家,上了出租,说找某某某,司机立马说:找他啊,不早说。这话里就有了话,他这位朋友十分欣喜,少不得就问了:“认识?”“瞧你说的,怎么不认识哩?哥们儿多少年了。”司机一路热络着,就拉着这位朋友在天津兜起圈子,一兜不要紧,就兜出40多元的车费,还以为遇上了好人,高高兴兴地到了作家家里,前后一说,方知自己上当了。原来这司机哪里认识什么作家?不过顺嘴一说的,只顾着挣自己的钱罢了。这或许也是天津人的一个特性,不大买名人的账,大概是从前听名人折腾,受名人吓多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