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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第一次到上海。
方言从来都是一个最近的入口。上海话的争论一直很火热，有人说上海人就是拿这个来跟全国人民划清界限的，据我看这说得有点过了，上海人在一起只讲上海话，跟任何方言区的人见了老乡讲方言是一样的习惯，方便亲切，不值得夸大。当然，上海话确实难懂、难学，客观上也清晰地把外地人和上海人分开了，成就了部分事实上的“排外”功能。在这之前，我学会了很多种方言，但上海话对我真是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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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反证，文化基础好的地方总是不那么担心方言的“土”，不怕嘲笑，上海人可能有这点基于对文化的信任以及保守，再则，上海人又不是不说普通话，不但要说，而且还要说英语，甚至日语，它不是某些人理解的急着用语言同别的地方拉开距离与层次，而只是客观上跟世界更同步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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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除了说人是外地人，不像个上海人（这里是把上海人当品牌的），还会骂人是穷鬼，这有可能是你真穷，可能是你抠门。所以，他们骂乞丐理直气壮，乞丐均愧色而退。在这一点上，穷人和乞丐的分别是很小的，所以，他们要看不起你时，你的地位一下就没了。可是，你要有一天请他一顿天价的晚餐，他立刻就对你恭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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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的“排外”还有一大罪证是把外地人统统称作“阿乡”。这种心理与上海殖民地时期的繁华旧梦、建国后的经济领先地位，以及开放的对外交流，追崇欧美时尚领风气之先等等，形成的优越感有关。自然就觉得比外地人多了见识，最方便地把这种反差表述出来，“阿乡”的称呼自然成为一个最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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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等级意识则远非往日，主要是由金钱造就的，所以，在上海发了财的外地人非但不会有身份上的低人一等，反而有可能要把穷土著看作阿乡了。这时，还在统一着口径说上海人把外地人称为阿乡，就有点不负责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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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一般地称“阿姨”是特指的保姆。这跟其他地方尤其是北方不一样。在北方，人们注重亲情，所以，保姆跟当地的人结婚，或是在一个教授家一边做保姆一边就考上了大学，这样的新闻不是一起两起，而安徽保姆还几乎成了一个品牌。但只有上海不会发生这样的奇迹，保姆，就只是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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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人的眼里，保姆只是一种极为低级的职业。上海一个现今相当有名的女作家，第一次见面就给我抽大麻，我只想跟她聊聊她第一次到上海做保姆的事情，结果她大为生气，大麻也不给我吸，还拂袖而去。我十分奇怪，这有什么好丢人的呢？常人感觉丢人，你一个作家怎么也这德性？而且我问这话也有我的道理，毕竟我可是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这些我都还从没叫过一声苦，有啥？交流一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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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可以不怎么穿，但一定要得体，有棱有角，要看得见牌子，头要修剪，衬衣要烫，扣子要得法，皮鞋更不得马虎，总之，衣冠禽兽、人模狗样都不是骂人，这是为别人着想，当然，只有一个例外，如果你是名人，你就可以穿得很随意了，这又成了别人为你着想。每一个环节都是有利益交换的、比照着的、互动着的，这也是一种规则，一种公认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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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重利益，重到要把利益看得甚于一切。和上海人谈生意，见面不用客套直接进入主题。我以为这里边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那就是一切交给市场来办，利益会阻止人们做坏人，利益会自动调节社会的需求与冷热，利益可以使合作更单纯，等等。说白了就是上海人市场经济的观念比其他地方人吃得透，不相信人，不相信德，只相信制度与规矩，从这一点来说，深圳离上海确有很大的距离，它的观念就没有这样彻底，所以，深圳有时会爆出一些让人齿冷的低级新闻，或是出现一些政府不作为或乱作为。
至于上海人骂人“小瘪三”，加上前边的“阿乡”，都直指贫穷为不齿，其实全国人民心同此理，不过是一两个称呼的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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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市侩气当然也有我很不喜欢的，第一，他们还礼太快了。别人上门送情，必出门就还礼，没有合适的礼品也要临时去买，大致价格相当而略贵些。我曾接到一个上海姑娘托我转给另一个要结婚的四川姑娘的礼物，上面还连着一个标价牌，我一把就扯了。后来想起来确实不该把这个小牌子给扯了。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习惯不好呢？在天津一章中我还会说，急于还礼是一种忘恩负义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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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女人见人有一个习惯，那就是盯着对方的衣服看，把这当作阅读一个人秘密的所有材料，我是后来才注意到上海姑娘原来真是为了穿着而不惜倾家荡产的，所以，不是有人说嘛？上海女人所有行头都在身上，家里着火也不用着急！不过烧之前她们肯定会给财产保个高额点的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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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爱说鸡窝里飞出金凤凰，这句话用在上海女人身上再合适不过。她们总有办法用仅有的金钱达到最佳的着装效果。当年流行全国的假领子、假袖子就是上海人在那个物质极端贫乏年代里的伟大发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