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们把手上的报纸传来传去，只买得起一份《 纽约时报 》，传到读烂为止。他们都在等美国政府心软，对他们敞开门扉，因此他们关切美国政治经济金融，所有事物的动向。美国一定会心软的，你们看，只有美国才有宽大的胸襟和气魄，拿出钱给他们一天开两顿饭。饭不是好饭，但从1937年到1940年12月29日，“美国救助犹太难民基金会”已经开出了几万顿饭了！所以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美国将成为他们的最终寄居地。
我想象坐在我位置上的不是我而是彼得。他会在人们提到美国时心跳异常吗？肯定会的。对他来说，他和美国只有一张担保书和一张船票的距离。彼得会不会提醒这些咖啡桌上的难友们，美国已经表现了它的冷酷？1937年罗斯福提出接受欧洲的犹太难民，被国会否了。有没有必要让这一张张苍白瘦削的脸梦醒，告诉他们美国对犹太人只比对华人温和那么一丁点。美国人编排了多少有关犹太佬的笑话？犹太人求职求学，往往会改掉自己的犹太姓氏。彼得从我这里听了足够的故事，足以告诉他们：歧视和迫害到处都有。迫害别人是有快感的，有巨大快感。“水晶之夜”那死了的九十一个犹太人和碎裂的几千扇窗玻璃给人们带来多大快感，简直不能想象！正如1869年火烧唐人街、追杀华人给美国人带来了快感。
我面前放着一小杯淳香的咖啡，从热到冷。这么好的东西没有人分享，我宁可不碰它。一个小时过去了，现在进来的人是吃午饭的，是那些生意有了起色，不必靠大食堂救济餐去喂的人。
这里能尝到地道的欧洲甜食。深秋的烂苹果和梨在犹太店主这里可是好东西，做成苹果排和梨排，每一口咀嚼都是一次故里重归。人们不再像先前的早餐客人那样绕舌，都静静地吃着自己盘子里的食物，静静地重归故里。我的眼睛始终注视着门口，但那里没有出现彼得。
我朝侍应生招一下手。侍应生五十多岁，不会讲英文，但端茶送水的动作十分典雅。彼得告诉我，他曾拥有宠物商店，来上海前被迫处死了他所有的宠物。我在餐纸上写下彼得 寇恩的名字，朝他仰起脸，我眼睛里的询问不要语言也看得懂。他看着名字，看了至少有半分钟，然后不肯定地对我笑笑。我起身告辞这顿漫长的早餐，走到门口，他又从后面赶上来，指着门边一块黑板，上面贴满各种小纸条。大多数是后到达上海的难民找先到的亲戚朋友。有一条用英文、德文、希伯来文和意地绪文同时写道：“我等了你太久。你到这儿找不到我的话，就到天堂来找我吧。”时间是1939年１２月，距离此刻有一年了。
我傻瞪着这张纸条，瞪着瞪着，眼泪瞪出来了。想象着某一天我突然看见一张同样的纸条，下面落款是彼得 寇恩。也许彼得的目光多次浏览在这些纸条上，想找到一张他一直在找的，终于找着了，上面是一个女性娟秀的英文：“彼得，我找了你太久，找不到，天堂再见。”那是我的手迹。
这是我的过错，一去无踪影，为了无聊的嫉妒心一去不返，为了跟他那八百年前的恋人争风吃醋摔门而去，不给他打电话，不给他一点儿寻找的线索。整个事端是我制造的。
星期一晚上，是彼得值班的时间，我又去了唐纳德的诊所。值班的是另一个中国医生。消息更坏，彼得已经辞了工作。留了任何联络方式吗？好像没有，走的时候他不愉快。和唐纳德医生闹不愉快了？不知道。什么时候闹的？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