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坚持要送我回家。刚才那一幕让他恨不能立刻扭送我去美国。他叫了两辆黄包车，我的车走在前，他紧跟在后，突然想到有什么要跟我说，就催他的车夫猛跑两步，说完他的车又落到后面。有时候赶上来，清了清喉咙，又不说了。在我的住处门口，我跳下车。他也从车上下来，站在车旁边说：好好用你的两个星期，收拾行李也包括在内。
然后他坐回车座上，向车夫一抬下巴。车子掉转头。
我站在原地，看见他的头颈缩在大衣领子里，人给车子颠得一上一下，忽左忽右，浑身有点散架似的。大概他在为刚才险些冲上去劝阻日本兵而后怕。黄包车走远了，他毫无察觉我一直在目送他。也许他越想越后怕。真正懂得怕，是成熟。这就是父亲一直到故去都说我不成熟的原因：妹妹，年轻人总以为他们的命结实得很，有的活呢，所以动不动就拿命去挑衅，正因为他们不成熟。
我的住处暴露了。必要的时候父亲可以亲自来捉拿我上船。
第二天我去唐纳德的诊所找彼得。又是一次突然出现。值班的是另一个医生，一个上海人。他自我介绍姓文，文天祥的文。文医生告诉我彼得家有急事，这个周末改成他值班。他问我他可以帮我什么忙，我说谢谢了，他已经帮了我忙。这种对话很奇怪，无论我怎样用上海话答对，文医生就是不屈不挠地讲他的上海英文。下面就是我脑子里记录下的对话――
侬晓得彼得屋里出了啥个事体？
I think they are moving.（我想他们在搬家。）
搬到啥个地方？
I don’t know. He bought some old furniture from Dr. Donald.（我不知道，他从唐纳德医生那儿买了些旧家具。）
彼得终于如愿以偿，攒出了那个颇可观的数目，把全家从大宿舍里搬出来了。
我一秒钟也不想等待，想马上见到彼得。能找到他的地方只有虹口那几条街。
这时一个中国男人扶着一个中国女人走进诊所，东张西望，就是没把我和文医生望到眼里。女人嘴里喃喃地说，一定走错门了，怎么没见那个洋医生？
文医生迎上去：May I help you？
男人马上说：噢，没走错门。
文医生不屈不挠的英文原来很有用。我想给彼得写一张字条，但怕它先落到唐纳德的粉红的手里，让我的字迹和心迹失去贞操，也怕唐纳德给彼得一番大叔式的忠告。
我出了诊所就往外白渡桥方向走。冬天偶尔有这么几个好天，可以称它阳光明媚。远处的船鸣呜咽一般。
穿过外白渡桥，汇山路上停泊了几辆旧汽车。看见衣着登样的人，车主就上来拉生意。这种短途出租车的车主都是犹太难民，几人合伙买下一辆破车，再偷梁换柱把它修理得返老还童，然后便和黄包车抢起生意来。他们对虹口每一家餐馆、酒吧、咖啡馆、小客栈――所有犹太难民经营的生意都了如指掌，他们介绍每个客人给餐馆或客栈，都能从店主那里得一份微小的抽头，同时再从乘客手里赚一笔车费。犹太人和中国人一样，你把他们种在钢筋水泥里，他们都会生根发芽。
那个叫“莱茵河咖啡馆”的店面漆了个新门面，做成了假欧式门面。里面的顾客一看就是那种一杯咖啡坐一上午的人。他们跟老板聊粮价，聊正在演出的业余剧社。当然，聊得最多的，还是留在欧洲的亲属。每个人都留了一些亲属在身后，不知亲属们是否收到上海发去的收入证明了。笑话！不是吗？纳粹要看到他们在上海的收入才肯发护照，才肯给他们出境许可！好像不大放心他们，怕他们到上海温饱无着落！好像他们到了上海流离失所会让他们于心不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