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到一个杂货铺，挑了一件价钱最便宜的白衬衫。铺子是一年前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开的，一个角落租给了裁缝，为人改衣服和量身定做。货物要多杂有多杂，吃的穿的用的都卖。彼得的白衬衫闻上去是现烤出来的“贝狗”（犹太面包圈）香味。贝狗或许会吃出樟脑球味。店铺里很暗，店主为了省电钱只开了一盏日光灯，灯光带着微弱脉搏，垂危地起搏。店堂内像中国人的商店那样，在空中拉开一根根铁丝，上面拴了许多铁夹子，每根铁丝从各种货柜、各个角落伸出，往中央一个高高的收钱台集中，因而形成一个放射状的网。你小的时候一定看到过那种收款网。犹太人就这点好，到世界哪个角落都能汲取别人的经验。我为彼得付的衬衫钱就被一个犹太店员夹在铁夹子上，手一划，“刺啦”一声，铁夹子和钞票便乘着高空缆车到了收款台。收款员取下钞票，把收据和找还的零钱夹到铁架子上，又是一划。等彼得从试衣间换上新衬衫出来，交易已经在那根铁丝上成功地完成了。
谢谢。彼得说。
我说等他从阔佬那里挣到钱，买一件朝阳格子纺绸旗袍送我。那件旗袍我想了好久了。我随手一指马路对面，那儿的店铺门口有个木头模特儿，挺着肚子张着两手，身上穿了件乡里乡气的旗袍。
他认真地看我，看不出我是不是胡扯。他这样瞪着眼的时候特别无邪。不用问也知道他成长的环境多么优越。父亲超时工作，为他筑造的那座带大花园的房子就是个巨大的襁褓。在豪华的砖瓦加大理石襁褓中，他没有多大自主权却绝对没有忧虑。他习惯让父母去忧虑，习惯让母亲告诉他：
穿这件大衣吧。
配这条围脖吧。
来，再弹一小时钢琴，然后上床去听半小时“临睡前童话广播”。
彼得转过身，新衬衫塞在他的西装裤里，束出一大堆褶子。他比头一次见面――那时他从集中营到了船的底舱，又从底舱登上上海码头――要瘦得多。西装裤臀部松垮，被坐成两块油光闪亮的椭圆。他正面转向我，两手往裤兜一插。他一定是这样看着他母亲的：只要你说好看就妥了。
我说：很好。我当然是撒谎。
他笑了笑。等着我的下一个指令。
他这种金子堆大的孩子有一种奇特的无能，或者说毫无世故。彼得这时已经把操心的特权给了我――什么求职、衣食住行之类的琐事。不知为什么，他这种无能和不世故让我的心软了又软。二十岁的女郎常常混淆各种内心感受，比如这会儿的心软，在我看来就是爱。也许是爱吧。谁也不能界定真爱是什么。
我把西装外套披在他身上。彼得比我年长五岁，而他那睁大眼睛、倒八字眉的无邪和无能，让我感到自己刹那间老练起来。要为他操的心多着呢。在菲利普面前，就要为他见风使舵。菲利普的儿子弹钢琴弹得不错，为菲利普这样的阔佬装装门面足够，但阔佬不满足门面，他要儿子成个钢琴独奏家。
没等我说话彼得已经开口了。他用缓慢而字正腔圆的伦敦英文说：我以为是教初级或中级钢琴。
我敢说只要菲利普一摊手说“看来误会了”，彼得会立刻放下咖啡杯，从仿路易十六的丝绒沙发上站起来告辞。
我说：彼得连初级学生也没教过，在奥地利他只是每个夏天参加独奏音乐会，要不学费可不止这么一点（一堂课三块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