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一进去，铁门就从外面被锁上了。房间里守候着仲裁委员会的五个成员，都是样貌平常的中年人，此外还有狗子和贝蒂。我向狗子伸过手去，他却避开了――“我不和叛徒握手。”其他几个人的反应也一样。我昔日的女球友走过来，朝我脸上吐了一口唾沫。
没有人上前阻止她。他们坐下来，脸上的表情阴沉无比。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当年对“泰迪俱乐部”的审判。但那个只是装装样子，这次就不同了。仲裁委员会的成员开始了对我的审判。
“你的大作发表在资产阶级报纸上了，”指控人说，“为了捍卫工人运动的一项最重要的原则，卡尔 李卜克内西和罗莎 卢森堡这两位革命家献出了宝贵生命，抵抗战士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流血牺牲。这项原则就是：永不投敌！而你却违反了它。”他突然用长辈似的口吻对我说：“我们的同志偶尔会犯点肚子痛的毛病，这是难免的。如果你是觉得肚子痛了，那么党可以帮助你，肚子痛又死不了人，对吧？”（在德国共产党中，党员抱有偏离路线的思想被称作“肚子痛”，好像这是有病似的）接着他又厉声喝道：“可你这是叛变，是投靠资产阶级媒体！叛变就要受惩处！”狗子的“点头症”又开始发作了。
“我、我没有投靠资产阶级媒体。那是我给《活力》写的文章，资产阶级媒体从中引用了一些内容。”
“对啊，看看你写的都是些什么污七八糟的东西！”仲裁委的另一个人骂道，“你这是给反动派提供枪炮弹药！不过我们现在是想挽救你。给你指条路吧：你收回你在文章中写的话，公开收回；然后我们把它发表在党报上，给资产阶级媒体也送一份，如果他们不敢发表，那正暴露了他们自己心里有鬼！”
“那戈尔巴乔夫呢，他也要收回自己说的话？”我坚持不作任何妥协。
“好啊你，居然敢和戈尔巴乔夫比？”指控人急了，“戈尔巴乔夫是苏共中央总书记，你是什么？臭虫、苍蝇！”狗子的病状愈演愈烈。
他们对我软硬兼施了审判几个小时，最后，我没有收回我的话，但也没有被开除出党。仲裁委员会的人陷入了两难境地。我为《活力》工作，为共青团工作。它们虽然事实上隶属于德国共产党，但在法律地位上是独立的。而且共青团中的大多数人都是革新派。当他们几个打开铁门，放我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走着瞧，我们一定要把共青团重新夺回来！”
在走廊上，一个迎面过来的陌生人突然抓住我的肩膀，威胁道：“狗杂种，你要是再敢出卖组织，我绝饶不了你！”
在那些日子里，这种恐吓威逼并不是例外。党内对批评者的斗争简直和驱鬼差不多。除了《活力》和共青团外，主张革新的汉堡支部也是那伙老顽固的眼中钉。汉堡支部在宣传中总是用一个红色的三角形作为标志。当时，萨尔区洪堡的一个同志宣布退党，他把党证一撕两半，寄给了杜塞尔多夫总部。信封上的字迹不大清楚，洪堡被看成了汉堡。隔着信封，被撕了的党证影影绰绰地就像两个三角形。仲裁委员会的人在接到这封信后，把它交到中央，像鬼附身了似的战战兢兢地说：“三角！”
保守派的共产党员们不知所措的时候，就只好求援。1953年，苏联的坦克帮助镇压民主德国工人起义时是如此；1956年，苏联军队血洗匈牙利政府时也是如此；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不同意杜布切克改革而请求苏联出兵时还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