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件事你必须守口如瓶：赫伯特接到了一份中国方面发来的邀请函。”领导低声说 “西德和中国交恶已经快三十年了。为了探明局势，我们要在首脑去访问前，先向对方送出和平鸽。”赫伯特是指当时的德共中央主席赫伯特 米斯。
我毕恭毕敬地听着，对“和平鸽”的意思心领神会。看到领导对我如此信任，我不由产生了一种深受器重的感觉。但同时我的心情也一下子黯然了许多，因为这说明只有在国家首脑访问后我才有可能以记者的身份前往中国。
过了一会儿，领导继续说：“你是记者，是共青团的代表，所以由你来作为和平鸽最合适不过了。”
我一下子愣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这不是在做梦吧？如果不是因为在干部谈话这样的严肃场合，我都要跳起来了。我真的可以去中国工作一两个月了！不光是荣幸地作为德国共产党的第一个访华代表，而且还能够站在时代的最前沿，推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向前。而此事之所以能够成功，一方面在于我的执着，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不同国家共产党之间复杂的外交关系。
短短几天之后，我便接到了中国大使馆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外交官用带点口音的德语亲切地对我说：“我们已经和北京的共青团商讨过了。他们很愿意为您安排访问行程。您想到中国看些什么，什么时候来，请书面通知我们！”我的参观要求几乎被全盘接受了，不到三天我就拿到了签证。
在中国，我先后访问了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特区；后者是一个毗邻香港的新兴城市。我采访了当时还在共青团委负责国际事务的李克强。我为娱乐场里迪斯科女皇的精湛舞技所倾倒，也为刚刚兴起的外国投资是否会给社会主义带来危害而担忧。汉语中五万个汉字的庞大数目让我瞠目结舌，在这些文字中有一大部分都有“古义”，但要看懂报纸的话掌握三、四千汉字就差不多了。北京烤鸭、“龙虎斗” ，各种令人目不暇接的中国美食更是让我大饱口福，不亦乐乎。
有那么几天，我终于可以摆脱随行者的监督，无拘无束地到处走走了。我买了一张硬座票，登上了开往距离北京250公里的小城承德的火车。车厢里，举家出行的人从提包里拿出馒头来大嚼大咽；年轻的妈妈们旁若无人地解开衣襟，给怀中不停哭闹的婴儿喂奶；睡着的人鼾声如雷，盖过了通宵打牌的民工小伙们爆发出的一阵阵笑声。梳辫子的小姑娘和白发苍苍的老妇人躺在座位底下打盹，身边堆满了筐子、纸箱和大口袋。空气中飘荡着汗味和烟味儿，还有苹果和蔬菜的鲜香。回到北京后的一天，我租来一辆最常见的“飞鸽”，骑着它汇入了建国门大街上的自行车洪流中。
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今天这样开放。外国人只能用专门的外汇券进行消费，我的翻译也不可以与我在同一张桌上吃饭。她和我谈话时非常友好，但遇到个人话题时总会小心回避。走在大街上的恋人们之间似乎也没有什么亲密举动，不同国籍的人之间则更是相互隔膜。
回到德国后，因为觉得在多特蒙德和沃尔夫斯堡两地间辗转奔波实在是太累，我终于和爱莉丝提出了分手。 虽然我们两人的性爱关系可以说十全十美，但这毕竟不能代替真正的爱情。我总是在不知不觉间想起桑迪，但即使是在梦中，她也是那样遥不可及。那段时间里，我喜欢上了团中央财务处的工作人员贝蒂。她和我一样，是个专职干部，但上身毛线衫、下身一条花里胡哨的紧身裤袜，再加上一脸的雀斑，总会让人误以为她是大学女生，或是嬉皮辣妹。这样的外表有助于她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顺利完成任务――她是组织上安排的“黑钱”转运人员。如果你在火车二等车厢里碰巧见到她身背一只鼓鼓囊囊的布包，多半会以为里面塞的是女性杂志、香烟或者内衣什么的；事实上，那里面放的全部是现金，有一次甚至是一百万马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