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步枪与和平鸽(18)

会上只有一位发言人小心翼翼地批评了苏联的核政策。许多人鼓掌表示赞许,我也是其中之一。发言人吐露的是他的心声,也是我们的心声。

这是一桩前所未有的新鲜事。迄今为止,共产党员已经习惯了仅限于在内部对矛盾展开讨论,而不是在公开的、有新闻记者旁听的会议上。德国共产党的理论是:“我们不能把内部问题拿到公开场合讨论,否则资产阶级媒体会借此机会大做文章。”

午饭时间,我们排队等着领取盛在塑料盘子里的豌豆汤,这时我遇见了狗子。他颇有几分神秘地说:“偏离路线分子不光是这一个,好多人都跟着鼓掌了。我的革命直觉告诉我:要出事了,有人反党。”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如果他知道我也鼓掌了怎么办?!这话我没有说出来,毕竟我是职业革命家,我怎么会站到敌人那一边去呢?怎么能让人对我的立场有所怀疑呢?

这次会上,苏联共产党代表团的团长是后来成为俄罗斯总统的鲍里斯 叶利钦,当时他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则由政治局委员赫尔曼 阿克森率领。这天晚上,两个人在汉堡的台尔曼纪念馆碰到了一起。

叶利钦似乎对台尔曼的青铜半身塑像没什么兴趣,他一直在和其他苏联同志讨论着什么。与此同时,德国共产党的干部在大声宣扬“泰迪熊”台尔曼的种种英雄事迹。叶利钦此时考虑的是切尔诺贝利,而德共中央领导人阿克森则认为,关于核电站事故的报告是“帝国主义阶级敌人策划的一个阴谋”,对这种批评共产党人应当不予理会,“重新回到革命的议事日程上来”。

叶利钦和阿克森争执起来。一旁的翻译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于是阿克森开始试着用俄语发表意见,叶利钦的嗓门也越来越高,他用德语大喊“闭嘴”、“狗屎”,同时一把夺过台尔曼纪念馆的访客留言簿,在玻璃陈列柜上猛敲了几下。我感觉,人高马大的叶利钦就要朝矮个子阿克森扑过去了,但他只是用他的大手推了对方一把,然后扬长而去离开了纪念馆,去接受《每日新闻》记者关于切尔诺贝利事故的采访。

共产党人之间如此激烈的矛盾冲突我还从未见过,而且它居然发生在苏共和德共中央的高层领导人之间。要知道,在这之前,两个国家一直是同一条战线上的盟友。我的耳边不由响起了狗子的那句话:“要出事了。”

在远东,国际局势也出现了新的动向。苏联和中国这两个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多年彼此仇视的兄弟国家,自戈尔巴乔夫上台起又开始了重新对话。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率先在经济领域内大力倡导改革。自从中学时代开始读“毛选”的那个时候起,这个神秘的东方大国就成了我的梦想之地。共产党人相互之间的龃龉争斗总是让我感到一丝焦虑,我希望东欧与中国重建友好关系,缔造一个更加强大的革命阵营。我的梦想是以《活力》记者的身份前往中国,报道在那里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尽管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非常不现实的,我却从未放弃过努力。我贪婪地阅读每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籍,向德共高层传达我的意愿。身为一名革命干部,将这样的计划付诸实践之前我必须征得党的同意。

几周以后,我在德共波恩市委办公室得到了接待。接待我的不是别人,正是负责外事工作的政治局成员、绰号查理的卡尔-海因茨 施罗德。施罗德与我亲切地交谈了几句,我发现他对我干部人事档案里的履历很是熟悉,包括我在青年大学的成绩,学校评语,我的专长,我“在意识形态方面潜在的错误倾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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