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脸红了。原来桑迪，这位美丽的青年团员，她对待问题的尖锐态度丝毫不逊于我。更难能可贵的是，她对我竟抱有如此的信任，而我不过是一个和她仅有过一面之缘的代号“耗子”的陌生人。
我是不是应该对她说几句恭维话？我的头上开始不住地冒汗，心里小鹿乱撞。
“我、我上次――听、听到你唱、唱歌了，特别好听。”该死！我怎么又结巴了，偏偏又是在桑迪面前。说实话，在这学校的几百号人里，我只怕在她一个人面前出丑，真是造物弄人呀！她是不是看到我出汗了呢？她不会已经闻到我的汗味儿了吧？天啊，千万别让她弃我而去！
品尝美味的萨克森奶油酥皮派的时候，桑迪对我说，她的丈夫正在部队里服役。她结婚了！不光如此，组织上还规定有严格的纪律。冷静下来想想，我不由得黯然伤神，原来我只是在自作多情罢了!
我们的组织禁止不同国家的男女同志之间开展交往，但如果一对男女是来自同一个国家呢？我没有再继续想下去。“美女蛇”是我们西德学员班上唯一的女生，她在家乡有一个关系稳定的男友，所以对其他男人自然也就敬而远之。
蒙古人民共和国在男女作风方面的纪律貌似要比西德更为宽松自由。从亚洲大陆那个社会主义国家远道而来的两位同屋，有自己代表团里的两位女性成员相伴左右。那两个女人三十岁左右，膀粗腰圆，像是从鲁本斯的油画上走下来的人物。她们的脸蛋红扑扑的，仿佛风尘仆仆的农妇；身上终日裹着一件黑色的人造革大衣，即使房间里暖气再足也不肯脱下来。我们相互间语言不通，无从知晓她们与我们的两位同屋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两个女人本来住在女生公寓，可干部学校开学三周后，她们就在男生宿舍里安营扎寨了。他们几个人还把房间里的衣柜变换了位置，挪到了我们和他们的床铺之间以遮人耳目。两个蒙古大汉的床紧挨在一起，屋子里再没有第二个可以用作屏风的衣柜了。隔音材料当然不属于我们的房间配备。
衣柜后面发生了什么，即使不懂蒙古话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况且他们本来就整天沉默寡言。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传来，大概是那两个蒙古女人正在脱下她们的宝贝大衣，还有大衣下面的层层装备。接下来的动静，很难判断究竟是被子还是身体的摩擦。片刻后，急促的呼吸变成了毫不掩饰的呻吟。两个蒙古女人的叫床声此起彼伏，相互激发。显然，早在伟哥问世之前，蒙古的中年男性们就拥有相当惊人的持久力了。
躺在床上的我浑身冒汗，义愤填膺。政治上与我紧密团结、亲如一家的蒙古兄弟，他们竟然置作风纪律于不顾，不知羞耻到这样的地步！
不知什么时候，其中的一对消停下来。蒙古女人尖叫一声，像是被人捅了一刀。三分钟后，另外一对又故伎重演。从局外人的角度很难判断这场比赛的胜负。
好景不长。一天下午，宿舍门响了。代表团的人走了进来，打头阵的是西德代表团的领导狗子同志，后面跟着弗里茨老师，蒙古人的老师，还有三个校领导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手里拿着铅笔和本子。这是每周一次的例行“大检查”，宿舍学生必须让巡查人员对房间仔细搜索一遍。看到胡乱扔在衣柜里和没有挂起来的衬衫，进来的几个人大为不满。他们还发现了一块丢在地上的脏纸巾。因为将衣柜挪动了位置，两个蒙古人挨了一通批评。“根据有关维护社会主义卫生状况的宿管条例，任何人不得擅自搬动休息室里的公共财产！”校方的工作人员厉声训斥，“立即恢复原先的布局，如果在重新搬动的过程中发生任何人身伤害事故，尤其是人民财产蒙受了什么损失的话，你们必须负全部责任！”巡查人员指了指贴在门背后的宿舍管理条例，上面还写着一条：“在窗前站立时须加以特别警惕”――虽然我们的房间是在一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