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共产主义课程由维尔纳讲授，他的脸上总是带着狡黠的微笑，看上去就像一个大龄的调皮鬼。维尔纳三十岁左右，比青年大学里的大多数老师都要年轻。第一节课，他的开场白是：“我把‘鲁施巴线’带来了！”说着便从用旧的皮书包里掏出一个长方形的纸盒，又从纸盒里取出一瓶罗斯托克白酒，酒杯原来都藏在“马恩全集”后面。“让我们为友谊干杯！”他踌躇满志地对大家说。“鲁施巴线”是苏联境内一条长达2750公里的天然气输送管线。东德的青年也参与了这个项目的建设，作为回报，原料匮乏的东德得到天然气供应。将东德的地下工程建设者和车辆机械师吸引到苏联去的不光是钞票，还有异国他乡的冒险和猎奇。至于罗斯托克白酒和“鲁施巴线”之间有什么联系，即使是对科学共产主义如数家珍的老师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大约应该属于哲学课的范畴了吧！
在大家为革命干杯之后，课堂的内容转向了既定的科学目标。维尔纳老师开始介绍季米特洛夫对法西斯主义的定义：“新纳粹利用当前的时机，正在联邦德国迅速抬头……”我们几个在卡片上飞速地记下被引用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的名言：“当权的法西斯是金融资本家的公开恐怖专政，他们是一群最具有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性质的反动分子。”对于这些道理我并不陌生，我知道纳粹集团与蒂森、弗里克这样的钢铁大亨之间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了解1932年希特勒在杜塞尔多夫工业俱乐部发表的演说如何为纳粹赢得了竞选经费，为其夺取政权铺平了道路。
当天的课后作业是阅读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的章节，划出重点内容并“归纳中心思想”。狗子和其他几个人束手无策，他们对这个概念全然不懂，而自从上中学起就号称马列主义理论家的我却如鱼得水，信手拈来。
狗子像其他大多数同学一样，总是抱怨“文化宫”（即学校里的食堂）的伙食。相比之下我却能面无难色地咽下那些没有热气的盐水土豆，还有冷冰冰的蘑菇酱汁炸肉排。所谓的肉排，就是一片一指厚的油炸啤酒火腿。众所周知，耗子都是杂食动物。
在文化宫吃第一顿午餐的时候，有一个人把托盘放到我的对面，问我这个座位是不是空的。当时我本来正在专心致志地啃我那份淋了蘑菇酱汁的炸肉排，一抬头，眼前居然站着一位金发美女，一位自由青年团的女团员。我一眼便认出她就是那个唱“红旗之歌”的女生。不过今天她没有高举红旗，而是穿着青年团的标志性蓝制服，下面配一条短裙，一双齐膝高的皮靴，样子非常性感。
我早就发现了，具有音乐天赋的人往往都有着敏锐的听力，说外语的时候也很少带有乡音，非常动听。这一点在桑迪身上也得到了证实。她那天唱歌的时候用的是高地德语，而她本人却是萨克森人。我自报家门说我叫“耗子”，她对我说她叫“桑迪”。我在那里认识了很多个“曼迪”、“卡迪”、“麦克”，当时的东德很流行给下一代取英文名和西班牙名，出国难的禁锢让父母们对西方世界的向往更加强烈，他们纷纷为自己的子女取那些听上去很国际化的时髦名字。
我问桑迪，她觉得几天前的“开学典礼”（这是东德人对那类活动的叫法）如何。她抱怨说还不是老一套，净扯一堆言之无物的空话。她说社会主义本身是好的，但人们在东德实现的社会主义却有些不尽如人意；只有允许别人发表不同言论，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可现在他们培养起来的却是一帮应声虫。看到她对我这样真诚，我也用自己的方言对她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劳工青年团’要开放一些，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和阶级敌人作斗争。我们不允许讲类似那天会上的那种空话、套话。”桑迪谈起几本东德出版的小说和诗集，这些书都具有一定批判性，但总的来说还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她说这些书在店里大多已经脱销，不过她可以借给我读一读。我们还没来得及聊到私人话题，她就被一个青年干部叫去“发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