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没有摸透摩洛哥人的特性。他们待人和善，所谓不狎不怒，眉宇动作之间，呈着一种天性的尊严。好像那些海峡的橄榄树，那些树沉默着，虽然数它们年代古老，但它们并不对历史说三道四。沿着寺墙，一株株巨大的橄榄蓬勃恣意，它们错落着，沿山而上，墨绿的叶片反面泛着银光，
归途上已是黄昏，那些橄榄树在暗黄的暮霭中，一直伸延远去，最后融化在滨海的陡峭丛山之中。
陀里格没费什么事，就攻下了直布罗陀。就军事而言，那只是一场前哨战。但是它的象征滋味一直诱人品嚼。因为就从那一天，就从那位橄榄林小村出身的青年率领几百壮士，攀上天险直布罗陀之时起――东风压倒西风的季节开始了，后日被称为第三世界的东方的进攻史，拉开了大幕。
他一气攻下了半个西班牙。但直布罗陀的象征，还不在一次的攻取。引人注目的是，从陀里格的出世开始，一个辉煌的文明时代奠基，并绵延了八百年之久。
怎么在这儿总离不开胜利的概念？
后来我们都重复着：胜利是一个表面的概念，只有文明的胜利才被人传颂永久。但是攻城略地的物质胜利也是真实的――特别对后日陷入殖民主义?难不得脱离的第三世界来说，胜利是必要的；它使人自豪，它给人尊严，它宣告着战胜强大奴役者的可能。否认胜败对民族心理的影响，是不对的。
此刻我对阿拉伯的描写，多半也会招致中国“智识阶级”的围剿。他们不仅不理解穆斯林民族的尊严，而且还暗怀着对穆斯林民族的歧视――因为他们只有可悲的失败史，以及狡猾的妥协史。他们随时准备妥协，与强权，与不义，与屈辱。
他们反对中国的光荣古代。在他们的基因里，藏着苟活的失败者的怀疑、嫉妒和自辩。
如果允许把话题稍稍扯开一点，在直布罗陀前面添一两句让人不愉快的话――那么，与阿拉伯对直布罗陀的命名史相对，我们拥有的历史是什么呢？若论海军――甲午一战，新式军舰不仅一半被击沉、剩下一半居然还能被俘虏。只有两万多侵略者，而且还是远洋而来，却硬是从广州打到天津、不单夺了香港还占了南京。中国人深藏不露的，究竟是什么经验呢？是勇者犬死的经验？是汉奸载誉的经验？
失败也是教育。失败史使得教育暧昧又尴尬。你看，凌辱尽头施舍的庚子赔款，居然是中国精英的生身爹娘。缘起和心理如此的教授，会散播怎样的知识呢？转着怪圈的中国足球就是这种教育?染的结果。什么时候中国足球能像土耳其队一样，在世界的大舞台上大胜一场？也许土耳其人会说，欧洲早就是我们的手下败将。
傲慢至极的中国，其实从未有过对西方的优势或胜利。当然，这主要指强力而言。中国在宏观的世界大局中，只扮演过和印度差不多的角色。无疑对西方的连续失败，会给于民族心理以一种印记。一度打垮了并征服了西方、给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以谈虎色变的教训和永远的心理压力、甚至在一个时代使西方在文化上亦步亦趋的，并非中国或印度，而是穆斯林世界――前有先知缔造的阿拉伯，后有奥斯曼土耳其。
我只是不满侏儒的压迫。此刻这里空气清爽，大海在奏着历史之乐。因为柏柏尔小伙子攀上了岩山，使过往的人们都露着一丝微笑。我和他们一样，只喜欢朴素的历史。只喜欢――败使人痛哭，胜使人狂喜的历史。
我根本不会鼓动背兴的民族主义。那种歧视弱者的思想属于你们。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变得厌恶历史。鬼知道我怎么会毕业于历史系？前不久在新疆，看到博物馆里陈列的干尸，我这个前考古队员竟闭上了眼睛。
大海汹涌地猛涨而起，冲来岸边的白浪轰轰响着，狠狠砸着黑色的礁石。
丰满欲盈的地中海，充斥着拥推着人的思路。我舍不得离开。谁知道还能不能再看到一处――令人鼓舞的地方呢？
作为山，直布罗陀和它的命名者很相象，都是年轻的儿子。
山也有它的父亲。就譬如陀里格的统帅，是在中国不出名的马格里布（magrib，西方，日落之处）方面的总督穆萨一样――陀里格山，也就是直布罗陀的父亲，是深沉雄大的穆萨之山（Jabal al-Musa）。
穆萨山蹲踞于海峡的非洲一侧，隔海远望着它的儿子直布罗陀。
从南岸，从被西班牙占据的休达出发，穆萨之山近在咫尺。它不像直布罗陀那么显露。它仰向天穹，不再顾念儿子的前途。海峡的铅云在它半腰遮盖，雨帘挡住了它的襟膝。它的腿舒服地伸入摩洛哥北部叫做Rif的崇山峻岭，不在意人们忘记了它的名字。
在吃饭的时候雨已经淅沥不止。我们说好一会儿去登穆萨山，可是谈话间雨下大了。海峡上暴雨倾盆。一霎间，连休达市街都混沌难辨。朋友取来车，人已浑身精湿。就这样，我盼望登穆萨山的愿望没能实现。
坐镇北非海岸的穆萨，在次年率大军进入西班牙。迎着世界史，他同样显示了自己的军事天才。他一路清扫陀里格绕开的据点。在西班牙最大的城市塞维利亚，以及梅里达都发生了激战，但是结果无一不以穆萨的胜利告终。穆萨的主力在托莱多城下和早就到了这里的先锋部队会师，他没有抑制住军人的嫉妒，鞭打了他认为是违抗了军令的陀里格。穆斯林的旗帜继续猎猎地向着半岛的北部和东部群山飘扬，越过要塞萨拉戈萨，一直到了法兰西领内的图鲁兹，震惊历史的挺进才停下了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