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拍卖会，陆清却不是，所以她似乎什么都知道，而我能做的则是什么都假装知道。这次集中拍卖的是1929到1933年间开明书店出的几本初版书，像郑振铎的《家庭的故事》，像叶圣陶的《倪焕之》和茅盾的《子夜》，品相都不错。到场的人不算多，也不算少，但是气氛很热烈，你能感觉得到，好戏就要开场了。拍卖师老得不能再老了，必须要两个小伙子搀扶着才能上得了台，颤颤巍巍地举起那个象牙槌子――据说拍卖市中心的那座百货大楼也用的是这把槌子。
叫拍的前三轮下来，我和陆清都没有举牌子，只在看热闹，因为那些书不是我们最想要的。当叫到王统照的一本小说《山雨》时，陆清耐不住性子了，有点迫不及待，我赶紧劝她道，“你何必那么急呢，好像上午才下的蛋，下午就想拿来做鸡肉沙拉似的。”其实，我也不太懂，不过，知道后发制人的原理。最后，我和陆清都有斩获，她得到了那本《山雨》，我得到的是刘大白的诗集《卖布谣》，总算没白来。我们相互做了一个拇指向上的手势。
“庆祝一下吗？”陆清征求我的意见。
“该庆祝一下。”
“那么，喝一杯？”
“喝一杯可以，不过不是酒。”我说。我就是从那时侯开始戒酒的，而且戒得很成功。以至于到现在，我一闻见酒味，就犯晕。
“咖啡也是不错的选择。”她随和地说。
我们找了一家名叫“丝绒手枪”的咖啡馆，服务员都是穿皮甲克、戴墨眼镜的大学生，喝咖啡的客人也都是穿皮甲克、戴墨眼镜的大学生，显然这是一批硬摇滚乐的发烧友，音箱里放着一首叫《肮脏的小事物》的歌就证明了这一点，而且放的很大声。陆清嫌吵，想走，我给它解释说，“丝绒手枪”是一支获得过格莱美大奖的乐队，是许多年轻人的最爱，我们不妨也在这里凑凑热闹，装装嫩。我们在一个角落坐了下来，打量着这间布置得跟教室一样的咖啡馆，很凹的地板，很脏的墙壁，很旧的黑板，到处都用油漆喷着“丝绒手枪”歌子里的歌词。“在这里，你是不是会回想起你的学生时代。”我问陆清。
陆清讲，上学的时候，她们班的一个女生给小虎队写信，意外地得到了回信和签名照片，一群嫉妒坏了的小姐妹把她推倒在地，用唇膏在她的身上乱画，直到那个将那个女生折磨哭了才助手，内向的她，虽然只是个旁观者，却也禁不住陪着那个女生哭了半天。她讲的时候，一定要很大声，我才听得见。我要讲话也一样得声嘶力竭。我对她说，那时侯的她，是年轻的、漂亮的、聪明的、有天赋的，惟一的不足，就是神经太脆弱。她说，“你错了，我的神经未必像你想象的那样脆弱，有什么会刺激我神经的话，你尽管说好了。”于是，我就把我和铁木儿的故事告诉了她，我原本可以不说的，可是，不说出来心里就不踏实，心里不踏实的感觉一直是我所痛恨的东西之一，就像痛恨马戏团的小丑演出和遗精一样。我几乎对她没有任何隐瞒，我想，也许她会因此而跟我一刀两断。不过，还好，她倾听的时候，表现得异常平静，平静得像一眼古井里的水，仿佛我在给她讲的是一则遥不可及的伊索时代的寓言似的。我们旁边的那桌，几个大学生一边跺着脚一边跟着摇滚乐的节拍歌唱，挺疯狂，以至于陆清不得不将耳朵贴近我，才能听见。我只好草草地喝掉杯中的咖啡，拉着她的胳膊跑出咖啡馆。
我们沿着大学区的边缘地段朝停车场走去，一路上我一直都在讲，讲完之后，才如释重负似的说，“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即便你听了会反感，我也要说。我的良知告诉我，你有权知道这些。”
“我为什么要反感，为什么？我欣赏你还来不及呢！”她挎着我的胳膊摇了摇，“你放心，从我跟你相识的那天起，从没有对你抱有太高的期望，只要偶而见一见就挺好的。”
“想不到，你能这么洒脱。”我说。
“明知道不可能的事，何必去幻想，我才没那么傻呢。”她掐了我手一下。
“你别那么说。”
“我就是配不上你嘛，这是事实。”她说。
“在我看来，你是最成熟最甜的桃子，最成熟最甜的桃子往往在桃树的最高处，应该是我够不着你才对。”我说。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你为什么会突然对我忽冷忽热了，大概对我冷淡的时候就是因为想起她来了吧。”她问。
我什么都没说，我也没什么可说的，她的判断是对的，尽管表述得直接了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