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大妈，还生我气呢？”
“没那工夫。”
“不就是跟铁木儿闹一点别扭嘛，不过是正当防卫，你跟我马大叔难道没吵过吗？”
“你说，我们为啥吵？”
“不知道。”
“还不是因为酒，见酒就喝，喝了就醉。”
“我只是偶而借酒浇愁而已。”
“还没结婚呢，就吵个没完没了，多咱是个头啊。我看那个叫铁木儿的闺女不是个省油的灯。”
“谁说的。”
“你的那些朋友都这么说，要不他们干啥另给你介绍别人啊。”
“你不知道，起哄架秧子向来是他们的长项。”
“我看人家哪个都比你强，起码都娶上媳妇了。”
“那还不容易嘛，擎好吧，今年我非得给你骗个媳妇来不可。”我哄她说，“行了，这下子你该消消气了吧。”
秀大妈的脸色真的阴转晴了。
我转身上了阁楼。
“你做啥去？”秀大妈追在我屁股后面问道。
“我把我的那些酒都丢了，以后戒了。”我故意这么说。
“别丢啊，挺贵的，待客时还要使呢。”秀大妈舍不得似的说。
我笑了，压根我就没想真的把酒丢掉，只是虚张声势而已，秀大妈果然中了我的奸计。
我到阁楼去，是想读读书，让心静一静，结果，我发现我连一个字都读不下去，铁木儿和陆清两个女人的面孔交替着在我的眼前晃，晃得我眼晕。我只好心烦意乱地在一本本书中散步，一会儿跟这本书搭讪两句，一会儿又跟那本书搭讪两句，却都是那么心不在焉。
我竟意外地在书中发现了许多小玩意，比如参观故宫的入场券，比如医院的挂号凭据，再比如书展的请柬以及朋友给我留的便条，五花八门。我有往书里夹东西的习惯，因为从来不写日记，所以总把一些物证留在正在读着的书中，每次拿起这本书时，就会勾起形形色色已被遗忘的往事。
这该是一种极为独特的私人日志。
我还特别重视书的封底上的书店的印章，它提醒我哪本书是在保定买的，哪本书又是在郑州买的，这样，就让我记起我去保定的经过和到郑州的由来。
这里还有一张电影票的票据，是五年前的。那是我第一次跟女孩子约会的纪念。
这张配眼镜的发票，则是九年前的，可见我的近视眼历史多么悠久了。
不知什么时候，我竟把铁木儿的一张照片夹在了这本犹太人写的《卢布林的魔术师》当中，照片肯定是彭哥偷拍的，怎么到了我的手里，我却记不起来了。
本来，我是打算关闭所有关于铁木儿记忆的闸门的，可是，稍不小心，就会碰到某个开关，那扇门便悄然打开了。
照片上的铁木儿正在弹琴。彭哥把这幅照片拍得清晰异常，几乎能看清楚铁木儿面目上的每一个汗毛孔，更甭说粉底、腮红、眼影、口红、睫毛膏了，世上恐怕没有一个不骚首弄姿的女人，只是有的看起来娇柔造作，有的看起来赏心悦目，铁木儿无疑是属于后者的。
下次再见到铁木儿，我会如何面对她，尽管她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陆清的存在，但是，我的良心知道我无法坦然。我也许在她跟前很惭愧，也很拘谨，拘谨得就像咖啡勺里的方糖――这是一个法国女人在《闲话读书》中说过的话，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所以，我就拿来搁在我身上。
这时候，来了一个电话。
电话是苏怀打来的。
今天苏怀的声音显得很特别，迟疑，仿佛每个字都是从牙膏里挤出来的，又好像他是绕着活动板房散步，走一圈才吐出一句话，这不是他的一贯风格，他平时说话语速之快，可以达到时速一百二十迈，而且，他们俩的关系一直莫逆，按说，是不可能会有什么语言障碍的。“你究竟想说什么？”我追问道。
“我想说……”苏怀嘟哝道。一股不祥的预感仿佛像一只被稻草人吓跑了的小鸟在我的脑海里张皇飞过。
“想说就说吧，说错了也没谁追究你的法律责任，真是的。”我对着话筒抱怨道，而且还是一脸抱怨的表情，但是，我忘了，苏怀是不能通过电话看到我的表情的。
“我想说的是铃子。”他说了这么一句，就又沉默了，我从一本得过1994年普利策奖的小说里看到过一句话，说动物沉默的方式，也许是一种生存的技巧。那么，人呢，人就该有什么说什么，因为人是惟一有语言表达能力的生命。
“铃子怎么了？”一时间，一连串的灾难景象飞快地从我面前展现出来――火灾、海难、车祸、坠楼、触电以及食物中毒什么的，起码是苏怀的沉重语气，给了我类似的暗示，那是一种宣布噩耗的语气。
“没什么，我不想说了。”就像一个短跑运动员眼看将在最后冲刺的时候，突然放弃了。苏怀就是这样。
“你没发烧吧，怎么变得吞吞吐吐的了？”我有了一种被捉弄了的感觉，不觉得提高了声调。
“真的没什么，我只是觉得无聊。”他说。
“你是说你无聊，还是说铃子无聊？”我问道，是用诱供着的口吻，以撬开他的嘴巴为最终目的。
“我无聊，铃子也无聊，总之都他妈够无聊的！”苏怀突然很有感情色彩地大骂了一句，却空洞而陌生。
撂下电话以后，我还是无法平静下来，总觉得这个电话有点可疑，要是克里斯蒂在的话，可能会从这一个可疑之处逐步推理下去，演绎出一部引人入胜的推理故事来，我却不行，我承认，有时候，我挺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