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大仲马：你是怎么创作你的故事的？
大仲马冷冷地说：去问问一棵李树是怎么结出李子的吧。
是的，一部小说写完，你让作家再去回忆某一个故事或情节是怎么被写进去的，正常的答案应该是完全不知道，这也是小说的最大秘密。
仔细想一想一棵李子树如何结果，这样的傻事我还真的干过，只不过每次都浅尝辄止。这在中国古代叫格致之学。最有名的带点行为艺术性的人物是王阳明。有一次，他想要格致一下竹子，也就是要把竹子的事情想明白，连着七天七夜，不吃不喝也不说话，只想着竹子，有关竹子的一切，发疯般要把它想透。当然，他最终也没有想透，只是把自己弄病倒了――不是他想病，而是所有人都认为他有病了。跟竹子打交道是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必修课，有谁真的想明白了吗？文与可说了胸中之竹，郑板桥重点说到了竹林里的一阵风，只有王阳明的格致最具实验精神，最让人钦佩而动容。
没有人能变成竹子。但又必须要变成竹子，你才能听到竹子说话。这个美学上的千年难题，自从庄子与蝴蝶合二为一之后，就再也没人达到过这种高度了。
但小说是不准备死心的，小说所需要的正是这种精神。看准一个东西不断地想下去。不断地想。不是我在想，不是我有多么丰富的感情，而是，把叙述者的身份弱化掉，让我烂掉，而让小说人物自己去叙述。你一个人絮絮叨叨不止又能说出多少东西来？这是现代主义作家的身份发生变化后所要求的。
大仲马到最后的日子一直赖在儿子家里等死，一句话也不说。儿子对众人解释道：像我父亲这样的心灵是永远不会衰竭的，如果他不肯用今天的语言对我们说话，那是因为他正在学习，了解永恒的语言。
作家写得很顺，一般都是因为语言自己会朝前走。写不下去，就是语言在作怪。找到语言的感觉，就好像骑上了一头识途的老马，它自己会找到向前的或是回家的路。
董衡巽在《海明威谈创作》里记录了海明威儿子的一篇回忆录：
有一天早晨爸爸说：你自己写一篇短篇小说，不要期望写得最好。
我坐在桌子边上，手里拿着一只爸爸削得很尖的铅笔，苦思苦想。我望着窗外，听着鸟叫，听见一只猫也想跟着它们一起叫；我嗖嗖地乱写一通，我把猫放了出去，可是又进来一只。
我用爸爸的打字机打字。那一天他的工作已经完毕。我慢慢地打出一篇故事来，交给爸爸。
爸爸戴上眼镜，给自己倒了一杯酒，读了起来，我在一边等着。他读完之后，抬头看了我一眼。“非常好，吉格，比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写得好多了。我看我要改的就是这个地方，”他指的是一只鸟从窠里掉下来之后，这个鸟出乎意外，发现自己可以展翅飞去，不会撞在下面的岩石上。
“你是这样写的……‘突然之间它发现自己可以飞了。’你把‘突然之间’改成‘突然’。用字越少越好――这可以保持动作的持续性。”爸爸笑了起来。我好久没有见过爸爸这样笑了。“你可得奖了，孩子。”
得奖的该是屠格涅夫。这篇小说是他写的。我只是抄录下来，变了变背景，换了换名字，这是我从一本书里发现的，我估计爸爸没有读过这本书，因为有几页书还没有裁开。
我并没有优胜的感觉，我不知道爸爸什么时候会发现我对那篇小说惟一的贡献是把“突然”改成了“突然之间”。
幸好爸爸发现我剽窃的时候我不在场。后来听有人问他，他的儿子格瑞戈里会不会写小说。他兴致勃勃，容光焕发，堆起他那付笑脸回答道：“他有时候做一点蹩脚的校对。”当然，人人都笑了起来。
这则有关海明威的逸事告诉我们伟大的作家之间都是相通的，他们一眼就看出哪里多了一个字，哪里可少用两个字，没有随意，只有准确，一种从语言出发的感觉，语言自己就会说出之所以然来，无需理由。因为一只鸟儿该长什么样的羽毛，最伟大的作家大体都长同样漂亮的羽毛。在艺术领域，大概只有维也纳人的音乐修养能达到这种水平，据说你在大街上随便抓一个人，他们也会把一个哪怕稍稍跑调的音符给揪出来――如果在一个范围之内的小说读者也拥有类似的欣赏水平，真不敢想象反过来又会训练出什么样的作家――多了一个字，少了一个字，那样的产品都算是不合格的次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