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大作家的比喻都写得很好。他们并不是常常都想到比喻，而只是偶尔用一下。一个作家的比喻很容易看出他的心眼。《活着》写到福贵把儿子有庆埋到一棵树下，站起来要回家的时候，看了一眼那条月光下的路。这是一条他儿子生前每天都要走的路。余华觉得福贵刚把儿子埋了，这条儿子的路一定得写一下，因为它就在那里晃，他可能走不稳，因为作者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人，最后，想了很久，他的比喻想出来了：
月光照在那条路上，像是撒满了盐。
余华还说到了一条路，福克纳《我弥留之际》，一个医生骑马走过来，看着那条山道上的山路，医生就想象着一条断胳膊。
余华还说到了普鲁思特，他在小说中写道“阳光从百叶窗里照进来的时候，百叶窗像是插满了羽毛”。
从余华耐心而具体地谈到的语言例证，可以很轻易地感受到这是个为语言而活着的作家。
比喻有时是略带含混的，当傅雷说到莫扎特时，用得最多的两个词是：鲜花一样的心，天使。这是不费劲就可以想到的，也就是说，顺着往下想，你还可以想到很多这样的比喻。那莫扎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这些比喻都让我不着边际，但傅雷另几句叙述的话一下就让我知道了莫扎特，他说：只有天使才能赶得上莫扎特，但绝不会超过。贝多芬奋斗一生才到达的地方，莫扎特一生下来就坐在那里了。这种老老实实叙述的价值比比喻要好得多。
再举一个例子，从反面来说喻体，如毒蛇。很多人都用来形容妇女，这会让人怎么想呢？首先，它是一种典型的歧视，里边有着很浓烈的恶毒情绪。比如我们可以想到那女人的热烈的性，可是说这话的人无缘摘取，一旦揽之入怀，那情形就不一样了。还有，说这个词时，也会遮蔽很多东西，比如，那类女人身上作为弱者的一种自我保护，非但得不到我们的同情，我们还用一个恶毒的词加在她身上，这就有帮凶之嫌了。还有，既然有人用毒蛇形容女人，也一定就有人会用女人来比喻毒蛇，这就相当于把女人关在了一个风箱里，两头都是毒蛇把着门。或者比喻来比喻去，只说清了马的旁边是骡子，骡子的旁边是马，等于没说。这种情况即使是在莎士比亚身上也是存在的，他一会儿歌颂女人的心像金子一样纯洁，一会儿又说这东西只要一点点，就可以把白的变成黑的了。
所以，比喻的危险总是存在的。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作家随时随地都有自动维护语言干净的义务。不想尽这份责任，至少不要做帮凶。
海明威不大用比喻，有的话也多是为了某个主题的隐喻。卡夫卡也是使用一种精确无误的隐喻，但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只写其中的现实部分，让两者自动呈现出一种荒诞不经和形而上的奥秘感。
博尔赫斯强调，文学是对有限世界的探索，它只是少数几个隐喻而已。他在《八十自述》中有一段话专门谈到这一点。“任何语言都指向一种实在或一种为说话者、听讲者、读者和作者所共同理解的非实在。但在许多情况下，比如在心醉神迷的情况下，就只能通过隐喻来传达实在，无法直接述说。实在必须借助于隐喻”，“我们有时间和河流、生活与梦、睡眠与死亡、眼睛与星辰，这些东西应该足够了”。博尔赫斯曾以为在切斯特顿的作品里发现了新的隐喻，比如：大理石就像固体的月光/而黄金就像凝结的火焰。但由于眼睛与星辰的互为比拟仍然没有超出上述范围，所以博尔赫斯说他这类隐喻只是赋予了那些非常古老的、基本的隐喻以崭新的形式，直到他读到一个印度人的隐喻：“喜马拉雅山脉乃是湿婆的笑声。”这个全新的隐喻立刻给博尔赫斯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熟悉多种语言的博尔赫斯不但从语言本身得到了远远超出一般作家的新鲜感受，而且还对各个民族的民间故事也保持着一种婴儿般的热情。比如他对日本文化和《一千零一夜》就极为推崇，他常常看着、想象着豹子的斑纹，以及中国的书法的那种流畅和极具艺术天分的表达，都是他无尽的灵感来源。
他尊重一切事物，在他的理念里，艺术只能提及这些事物，但永远无法解释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