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摸摸那河水吧。
我很自然地想到了另一些水。在康拉德的海洋小说里，时常就有另一个康拉德，有时也叫马罗，某次，马罗无意中听到一位法国海员轻轻地叹息说：“天，时间过得真快。马罗顿时就被这句话戳到了神经。他实在受不了啦，就仔细地想这句每个人都在说的话，最后分析道：这句话再平常不过了，但我突然想到，这句话和某种视觉印象有联系。我们匆匆度过一生的模样，就是半闭着眼睛、半捂着耳朵和半垂着脑袋的――想到这模样，确实令人惊异……尽管如此，在我们当中，却几乎人人都曾有过一时的觉醒：我们突然看见了、听到了、理解了许多事情！――所有事情！――只不过，这样的觉醒一闪而过之后，我们又会重新进入昏昏欲睡的惬意状态。我听到他这么说，就抬头看了看他，好像觉得我在这之前从未见过他似的。”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每个人也都这么说，每个人都说这可是太简单的一句话了。来听听马原是怎么说的：
“我到拉萨以后，经常会想起一句话：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在去西藏之前，我从来认为这是句虚妄的话，这话很多人都会说，但有几个人能真正感受到其中的意义？而在那里，我真的有这种感觉，我就觉得每天出门都会有奇迹发生。这种感觉，在我去西藏之前或离开西藏后，从来没有过。”
对真正的小说大家来说，没有不好的口语，只有自己用的不好――没给它创造出一个可以让它任意游动的水面。那是一个全新的生态系统，一个被虚构创造出来的世界。我可以打赌，即使是一句看起来毛病百出的口语，一位小说大师也可以开玩笑似地给它营造出这样一个世界，把它巧妙地放进去，使它大放异彩。
你也许会怀疑，是吗？
是的，我马上就要说到“是吗？”那是在莫泊桑的《一家人》中，主人公的母亲死了，有人开始从他家往外搬东西（好像是，记不太清了)，他忘记了愤怒，因为悲伤要比愤怒大一些，他像怀着一件不大不小的心事上前说――他也只说得出这一句：我妈死了。是的，我们不刚看见了吗？搬东西的人这样回答，继续搬东西。他有点不相信，就走到街上来，跟碰到的一个熟人说：我妈死了。“呵，是吗？”那人随便地答一句表示知道了，并没有要停下来安慰的意思。然后，他见人就说：我妈死了。“呵，是吗？”听到的人都这样回答，又继续做自己的事。
我那时还是学生，我当时就想，如果这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也这么问一句，问到的人如有敢这么回答的，我一定把他活剐了。巧合的是，在今天的北京口语中，“呵，是吗？”也是很常用的一句，而且那语气，那虚伪的做派，那骗子式的敷衍，那故意夸大并拖长的小市民和流氓习气，让我跟读莫泊桑时的感觉一样清晰。
好些日常习用的语言，自然流出的语言，如果你把它放慢，或者放到一个特殊的环境，一下就能发出它的力量来。那力量是原本就存在的，因为有那么多人说着它。这就是小说想要的语言。
我一直在日常口语中寻找着我小说想要的声音，每一个音节地寻找。这是一个跟自然学习的过程。有一件事可以追述到我上小学时，有一篇什么文章，里边有一句“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一戳就穿了”，当时要背诵，坐我旁边的同学怎么背都要背成“一戳就戳穿了”，总是要多出一个“戳”，再怎么纠正，他也要多戳一下，他多戳一下，老师也就用戒尺在他额头上戳一下。只要他不少戳一下，我们就不能放学，那时我真是恨死了这个笨蛋。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作为一种文化遗传符码，人总会因为语言而有类似失语症、口吃、口误之类的疾病。憋急了不定就会出个什么大毛病――我的这位同座后来真的就成了个“二傻子”――后来班上还来过一个爱模仿人取笑的胖子，跟着一个结巴学了三天，从此说话就不利索了。
上高中的时候，语文第一堂课是《荷塘月色》，开篇就说，“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颇，颇，颇，你瞧，”老师一遍一遍地重复着，舌头舔着嘴唇，那不断地咂嘴和回味的肉声整个教室都听得清清楚楚，好像他正吃着全宇宙最好吃的什么东西，“颇、颇、颇，好，真好”，他继续吃着，品味着，咀嚼了至少十分钟。我渐渐被他那得意忘形而顾自享受的样子迷醉了，不自禁地也跟着他蕴味起来。太妙了，真的太妙了，跟着他的神色对一个词的反复咀嚼让我一下子滑入到了一个奇异的汉语世界。这位老师还没讲完哩，他接着说，你瞧，品品，这个词，你看，它的声，发出来的重量、颜色，你慢慢地品，再把它连起来，慢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