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的活动经费，相当于血液，润枯多寡取决于政党的性质及其在政治江湖中的地位。在野党不及执政党，自不在话下；即使同为在野党，差别也极大。譬如，公明党有创价学会的宗教背景，本来财源就堪称丰润，同时对源自国库的政党交付金也来者不拒；与之相比，日共离政权最远，对政党交付金制度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并始终拒绝申请，党务经费几乎完全依赖党员缴纳的党费和机关刊物《赤旗》的发行收益，其捉襟见肘可想而知。
鉴于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而形成的特殊利权构造及其所带来的弊端，早在1994年，作为政治改革措施的一环，当时的细川护熙内阁便实行了政党交付金制度，目的是借此补偿来自企业、团体的政治献金被限制后政党活动经费的缺口，以鼓励健全、阳光、合法的政党活动，推进政治改革。按法律（《政党助成法》）规定，凡拥有5名以上国会议员，或拥有1名国会议员，却在最近的一次国政选举中得票率在2%以上的政党，可每年分四次（分别为4、7、10、12月）申请政党交付金。其额度标准通常根据当年1月1日时清点的议员人数，或最近一次国政选举的得票率来确定。但当众院或参院选举时，选举结果当优先反映到交付额中。因此，此番众院大选投票的翌日（8月31日），政党交付额标准便被重新计算。
可以说，政权“变天”的最直接结果，是朝野换位，带来了钱袋子的“倒挂”：据日《每日新闻》测算，在刚结束的大选中斩获众院总席位480席中308席的民主党，可望申请到亿日元的政党交付金，比选举前净增亿日元，超过了自民党支付额（2006年度的亿日元），刷新了该制度创设以来的最高纪录。可谓“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这个令，是财政预算令。公明党亦可获得亿日元；而在众院拥有9个席位、同样有资格申请支付金的日共，照例质疑该制度的“违宪”性，拒绝“分赃”，未提交申请。
与财大气粗，党内派阀林立，派阀大佬凭借自身实力，通过政、官、财的“铁三角”构造“套现”，然后再向派内成员发放“份子钱”的前执政自民党不同，民主党的财政八成以上须依赖政党交付金。被看成“教父”的前党代表、从自民党脱胎出来的实力派领袖小泽一郎一不小心，按过去“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玩了一把，即遭舆论弹劾，秘书被捕，自己也被迫辞职，退居幕后。可见纳税人和舆论对政治献金的监督之“苛刻”。民主党上台之前，在财政预算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为有效开展政治活动，对参选的候补议员实行变相的“月俸”制：从2004年起，对有志竞选者以“调查委托费”的名义，每月发放22万日元补贴。支取者原则上需对选举区的状况及自身的活动定期提交报告，但补贴本身也可充当生活费。虽然22万日元，在日本是仅够维持温饱的基本生活费，但对那些既不属于政治“世袭”，也不是企业经营者出身的青年政治精英来说，却不无小补。有人已经到了不得不向父母借钱，甚至靠邻居施舍蔬菜过活的地步。在日本竞选，整日四处奔波，讲演宣传，几个月下来，鞍马劳顿，衣衫破损。据说，有位前财务省官僚出身的青年议员，当选后，才好容易添置了一套西装，算是有了可出席国会的行头。相形之下，那些口衔金匙、继承了老爹的“地盘”（后援组织）和“提包”（资金）的“世袭”议员，真可谓得来全不费工夫：如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公子、自民党议员小泉进次郎，其竞选资金的来自老爹的政治资金管理团体“东泉会”的资助。
在执政党钱袋子的构成中，企业政治献金绝对是大头，客观上也被视为自民党一党坐庄半个多世纪以来，金权政治的温床。虽然《政治资金归正法》在1975年全面修改，90年代以来又数次改正，对法人政治献金的管理已大大强化，但法律的漏洞依然存在，半年前使小泽一郎被迫辞职的西松建设政治献金案即是典型案例。
另一方面，日本大企业实力雄厚，为确保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对财界的政策支持，倾注被称为“利益诱导型”的政治献金，往往不惜血本。据统计，2008年度，日立、东芝等大企业，尽管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经营赤字，却并未削减政治献金的规模，其中的绝大部分，流入了自民党的口袋。但物有所值，财界对执政党在经济景气对策上的期待，也基本兑现，诸如高速公路使用费下调、旨在普及节能环保型技术的特惠税制措施，等等。
到目前为止，被称为“经济内阁”的“经团联”（经济团体联合会）还对民主党政权持谨慎观望的态度。而作为其对旗下加盟企业政治献金捐赠指南性质的对相关各党的政策评价即将出台，视民主党新政的政策魅力与实绩，未必不会向民主倾斜，以期获得更大、更实惠的政策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