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今天日共的理想与使命，到底是什么呢？按党纲的说法，是“旨在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推进的努力，系21世纪新的世界史课题”。既然定位为“推进的努力”，那么目标的实现就必然是更远的目标，譬如在22世纪，甚至23世纪。
理想如何另当别论，作为实现理想的路径和手段，日共现阶段所谋求的是“资本主义框架内可能的民主改革”，而实行这种改革的主体则为“民主联合政府”。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所谓民主联合政府，是指日共与其他政党的联合政府；二是这种民主联合政府并不仅仅适用于资本主义阶段的民主改革时期，也适用于“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说，日共已经以党纲的形式，在包括“未来社会”在内的所有发展阶段，排除了单独执政的可能性。这是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政权最大的分野，因为后者统统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接下来，民主联合政府到底要推行哪些具体改革呢？党纲提出了三个目标：一、在安保、外交领域，废除《日美安保条约》和美军基地，谋求日本的非同盟、中立化；二、在经济领域，扼制大企业的强横，确立捍卫国民生活与权利的游戏规则；三、在宪法、民主主义领域，不容宪法“改恶”，使日本成为民主主义扎根而没有军国主义担忧的国度。凡此种种，基本上是“两阶段论”中第一阶段的目标，即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民主改革。
而为实现上述目标，又设定了在“21世纪早期，即2050年之前”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路线图。当然，这个民主联合政府应该是在日共主导下的，至少是有日共参加的联合政府自不在话下。进而，在2006年1月召开的“二十四大”上，日共通过决议，认为“自民党政治的危机与僵局，无论外交，还是内政，都已经迎来了最深刻的阶段。日本共产党在上一次大会（指‘二十三大’――笔者注）上决策的新党纲和关于日本改革的方针，指明了道路”，对小泉“构造改革”的出路和日本的前途问题，表现出某种意识形态的自负。
而客观上，也正是进入21世纪以来，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向的社会改革及其“负面遗产”，为日共带来了新的生机。社会贫困化问题的出现及扩大，不仅改变了日本曾引以为傲的“一亿总中流”的社会结构，导致今天每三个人中，便有一名非正式雇佣劳动者的“格差社会”，而且极大改写了世道人心和流行文化。从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等普罗文学的再度流行，到马克思《资本论》新译本的热销，日本文化的流行色已然不是曾几何时大企业上班族们笔挺的灰色西装，而是“派遣”、“宅男”、“飞特族”、“食草族”。
正如历史上共产主义信仰和运动的出现、做大总是与饥饿、贫困问题相伴而生一样，正是日本在21世纪初叶的社会转型凸显了日共的发展和壮大，党员人数和《赤旗》发行量的增量数据似乎也证明了这点。但看一个政党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不仅要参考其党员人数、机关报发行量等数据，更主要的，是要看其在国会的影响，说白了，就是选票：日共能否真正成为社会贫困层政治利益的代表，端赖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国会的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