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21日，日本首相麻生解散众议院，确定了8月30日下届众院大选的路线图。众院的解散，使现年七十二岁的自民党政治家河野洋平担任的众院议长的任期提前届满，以出任议长2029天的实绩刷新了日本宪政史的最长纪录，可谓“功德圆满”。
河野洋平（Kouno Yohei），1937年1月15日出生于首都圈神奈川县的一个政治世家，其父河野一郎为前众院议员，叔父则曾出任众院议长。1959年，从政治家辈出的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毕业后，河野没有马上从政，而是跻身商界，在著名的贸易商社丸红公司就职。八年后，继承亡父的政治地盘（即选举区），以自民党推荐候选人的身份参选，牛刀初试，便以首位当选，从此厕身政界，凡四十二载。
青年议员时代，人称“王子”（Prince），在党内主持学习会“政治工学研究所”（简称“政工研”），团结了一批左派少壮议员，成为超派阀的左翼中坚力量，颇具实力。1974年，田中角荣内阁总辞职后，旨在公选党总裁、首相的情况下，力挺河野的政治运作以“政工研”系统为中心展开。但是，由于当时党内实力派大佬间早已形成通过派系磋商，拟定后继者人选的既定方针，“政工研”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尽管挑战党内权威的尝试遭遇挫折，却从此坐下了反党的由头。
1976年，河野率“政工研”一干要员田川诚一、西冈武夫、山口敏夫等集体“哗变”，脱党结成新党――新自由俱乐部，并就任党首。旋即在众院大选中，以都市选举区为中心，一举取得了17名当选的骄人战绩。然而好景不长，三年后，随着西冈被自民党“招安”，新自由俱乐部惨败，河野引咎辞职。直到1983年，新自由俱乐部与大选中未过半数的自民党组成联合政权，河野于翌年（1984年）再度出任党代表，才一雪前耻。1985年，河野在中曾根连任内阁中出任科学技术厅长官，首次入阁。1986年，政坛洗牌，新自由俱乐部解散，河野复归自民党。
复党后的河野，仕途平坦：1992年，在宫泽喜一内阁出任官房长官。翌年，因小泽一郎脱党，宫泽政权备受打击而总辞职。距党总裁宝座最近者本来是后藤田正晴，因其本人坚辞，河野得以浮出水面，并击败对手渡边美智雄当选自民党总裁――经过入党、反党、脱党、复党之后，终于修成正果。
河野作为党总裁主导自民党的时期，正是党的艰难岁月：由于内部分裂等原因，此前被认为坚如磐石的“1955年体制”一度瓦解，自民党在坐庄三十八年之后首次下野，由八个在野党组成了联合政权执政（细川护熙内阁）。1994年6月，寿命只有两个月的羽田孜新生党内阁辞职后，在竹下登、武村正义、野中广务等自民党大佬的运作下，代之以自民、社会和新生三党大联合政权，并拥立社会党的村山富市为首相，河野则在内阁中出任副首相兼外相。至此，虽说是联合执政，但自民党总算重拾江山。
1995年众院选举，社会党惨败，村山富市提出把政权“让渡”给河野，因遭党内实力派阀小渊派（平成政治研究会）的强力阻击，河野拒绝了村山的请求。经过党内总裁选举，桥本龙太郎获胜，自民党进入桥本政权时代。因此，河野成为历代党总裁中，唯一未就任首相者，同时也是绝无仅有地做过党总裁之后复出任众院议长者。
河野在自民党内自成一派：河野派（大勇会）结成于1999年，麻生太郎即为该派系元老之一。后麻生又接过河野派资源，成立了自己的派系――麻生派。
作为政治家，河野在自民党的政治光谱中偏左，被目为鸽派领袖。在对华关系上，尤其激进，真正堪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乃至其名字被反对势力恶搞为谐音的“红色佣兵”（日文中发音也是“Kouno Yohei”）。2001年，围绕李登辉访日问题，身为外相的河野受到来自党内“台湾帮”势力和北京方面的强大“夹板”压力，一度左右为难。后以坚决拒发签证，为此不惜辞职的表态，从中日关系的层面，捍卫了日本的“国益”，同时也得到了中方的好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河野作为宫泽喜一改组后的内阁官房长官，就日本政府关于从军慰安妇问题的调查报告发表谈话（即“河野谈话”），在承认当时的政府、军队有组织参与、强制的事实基础上，表示反省、谢罪，以面对历史问题时坦诚的勇气，有力牵制了国内右翼、保守势力的反历史回潮。“河野谈话”不仅成为大致为其后日本历届内阁所遵循的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公式立场”，而且与“村山谈话”一样，成为战后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做出的最高调表态，对消除国际社会的成见、误解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关于河野洋平，还有一则广为人知的逸话。河野长年为丙型肝炎困扰，2002年，症状恶化，一度出现严重的肝硬变，生命危在旦夕。同为众院议员的长子河野太郎捐出自己肝脏的三分之一，移植给父亲，才使父亲得救。这父子情笃、感人至深的一幕，至今在日本传为佳话。后父子合著出版《决断》一书，对整个过程做了详细的记录。事实上，该案例对日本《脏器移植法》的修正也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河野洋平，这个资深政治家、自民党鸽派领袖、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当他的身影从政坛淡出之际，我们应当向他脱帽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