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虽然使日共蒙受了“修正主义”、“共运的叛徒”的恶名，但客观上却避免了来自苏、中等共产主义大国“输出革命”的影响，使其得以偏安一隅，休养生息，冷眼旁观国际共运意识形态论战的潮起潮落。不仅对在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苏联的所作所为有清醒的认识，对中国的“文革”，日共也不以为然，所以也曾遭受到中国“文革”鼓舞的极端左翼分子毛派“赤军”的攻击。
对1987年大韩航空民用航班被炸的恐怖事件，日共发言人揭露是“北朝鲜所为”；而面对从1989年开始的苏联、东欧的体制崩溃、颜色革命，宫本坦言“历史的巨恶”，崩溃是早晚的事。特别是苏联解体后，历史档案曝光，于1946年从延安回国、1958至1982年间担任党中央委员会议长的野坂参三①半个多世纪前在莫斯科曾诬告一位日共同志（山本悬藏），致使其在肃反运动中蒙冤被杀的史实被抖了出来，日共宣布将已届百岁高龄的野坂开除党籍，表明了党在历史正义问题上的严正立场。
在1976年的“十三大”上，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措辞从党章中删除；后表决通过了“自由和民主主义宣言”；与“创价学会”联合，缔结“共创协定”；在主张“科学社会主义”的同时，排除极左思潮的干扰，谋求实现以议会斗争为主的和平革命路线，宫本自己也在从1977至1989年长达十二年的时间里，担任参院议员……显然，日共所实行的，是一条适应日本国内政治现实的灵活路线，而不是共产主义的刻板教条。
其间，尽管有浮有沉，日共始终维持了在国会一定数量的议席，成为民主主义社会多元政治力量中的有效组成部分。而且，在其他政党“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聚散离合的过程中，得以保持一脉相承的法统存续的只有日共，这不能不说与“宫本体制”在意识形态上的灵活转身有相当大的关联。
其实，所谓“宫本路线”，说白了，并非夺取社会主义政权，而是在现行宪法的框架下，集合致力于民主改革的政党和政治势力，谋求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构想。然而遗憾的是，日共从来没有被吸纳到政权中。基于这种现实，放弃执政党的迷梦，如何作为“正经的在野党”，谋求“在野生存”成了党的当务之急。
2000年，在前日共总书记不破哲三的主导下，日共再次修改党章，删除“先锋政党”、“社会主义革命”等词汇；进而，2004年，在政治纲领中宣布容忍象征天皇制和自卫队的存续。作为共产党，如此转身，不可谓不急。
事实上，在日本今天政党政治的框架下，日共已然放弃了其原初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定位和使命，与社民党一道承担了类似西方社会中社会民主党的角色。幸与不幸，这是日本社会的政治现实。
但是，在民主主义社会备受质疑的、象征其封闭性的所谓“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仍赫然写在日共党章中，说明尽管党的领导体制已过渡到“第二代”，但依然背负着沉重的“负面遗产”。而日共如何超越宫本时代，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与时共进的社会民主政党，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