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办的第三件事，就是协助宦乡筹建社科院的国际片。以前社科院研究国际问题，只有一个从经济所分出来的世界经济所（所长钱俊瑞）。宦乡来后，在胡乔木、邓力群的同意下，就计划大力阔斧尽快建一批涵盖全球的研究所。但他手下仍只有我和慎之两人，遂决定先建两个研究超级大国的所，指定英文好又对美国情况较熟的慎之筹备美国所，我因学过俄文并在驻苏使馆做过几年研究室主任而被内定搞苏联东欧所。胡乔木也还介绍他的清华同学施谷来筹建世界政治所（后与世经所合并成现在的世经政所）。正在这时，得知中联部部长姬鹏飞对研究工作没兴趣，打算取消或让出有四五百人的三个部属研究所（苏联东欧所、西亚非洲所、拉美所）。社科院当即派我去中联部商谈接收，只是对方要求保留房地产权。但三所驻地的张自忠路3号，曾是清朝的海军部和陆军部、北洋时期的段祺瑞执政府、抗战期间冈村宁次的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这样重要的文物，有关部门大约是不会让他们去建宿舍的。事实上，中联部后来也再没提房地产的事。在这之后，又从北京大学接管了南亚所（原为合办，所长季羡林。接过来后改为亚太所），还在世界政治研究所的基础上建起西欧所（现欧洲所）。既然有了二百余人、建制齐全的苏东所，当然也就不用我去筹建了。于是拉着黄牛当马骑，我遂被改派去筹建日本所。
办所的头两年，美国所和日本所可说是两位一体，?患难，共进退，有饭同吃，有房同住。当时没所址，就到处找房子，一年内，搬家三次。从全总干校（现工运学院），到西苑饭店，再到装甲兵招待所，最后落脚张自忠路3号（过了几个月，美国所又搬进院部大楼）。这期间两所真是不分彼此，亲密无间，连上大课、开讨论会、政治学习等也多在一起进行。慎之和我，更是遇事相商，经常交谈。大凡办所方针、研究范围、机构设置，甚至人事调配，都要互相商量，他常戏称为“早请示、晚汇报”。在学术上，我们都主张兼容并蓄，反对研究机关染上官僚习气。此外，我们还有两项相约：第一，上班步行，不用车接（路太远时坐公交，所以都带月票。一次已到月底，我们被查出还用上月的月票，弄得十分尴尬，只得以忘记为由请求换票。人家一看是两个糊涂老头，也就没罚）；第二，不评职称，甘做白丁（后来有变。他升任副院长，按行政级别。我归研究系列，工资和职称挂钩，只好在几年后接受大家评的研究员）。第二项只有他做到了。但第一条两人却真坚持了近二十年。至于国际片，值得大书一笔的是，筹建不过三四年，就已组成八大研究所和千余人的研究队伍，成为社科院以至全国一个国际问题的重要研究基地。国际片设有特别阅览室，每两三个礼拜召开一次所长座谈会，进行吹风和务虚，商议课题和分工。而且还提出各所不但要做本学科的排头兵，还有责任推动全国的研究。上世纪八十年代上半期，在制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时，也分别设了美国、日本学科的全国规划小组，慎之和我自然分任组长。小组还不定期开全国工作会议，研究分工合作和国内外学术交流。后来，各学科的全国性规划不搞了，慎之和我又商定筹组美国学会和日本学会，使之成为权威性学术组织，以便推动和协调本学科的发展。应当承认，美国学在中国逐渐成长为一门学科，李慎之是出了大力的。在记述中国特别是新中国的美国研究时，必须记上他的名字和他的贡献。
最后还有一事应提到，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上半期慎之和我还担负过部分对台工作。那时两岸已有接触意向，但渠道不畅，遂先以学者名义联系。这就自然成了社会科学院的任务。参加这一工作的人有好几个，但慎之属于主力之一。我单为这件事就跟他跑龙套去了两三趟美国。他学识渊博、谈吐自如，能言善辩，应对如流，首先在气势上就把那些认为共产党都是“土包子”的人给镇住了。而且他长于交际，很快就结交了一批朋友，包括来自台湾本土的学者，著名的台湾留美四大金刚以至一些搞台独的人。后来这些人来大陆也都找他。由于他交游广，信息多，几次回来汇报还受到当时对台工作小组杨尚昆的赞许。这件工作一直持续到他出任副院长后，还让我和李寿祺替他去了一次美国。再往后，两岸交流日渐频繁，渠道也随之增加，自然也就用不着我们了。但不管怎么说，在开展两岸交流的道路上，总保留着慎之起步的脚印。
六七年的相处，使我们真正做到了相互了解，也许称得上知音。不少人认为他孤标傲世、眼空无物。乍一接触或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如此。但来往多了，你就会发现慎之的主要性格还是待人以诚，完全平等，处世谦恭，毫无官气，和什么人都谈得来，有些还很快成为朋友。以我而论，既无学历，又少文化，真正的“土八路”一个，但承蒙他看得起，遇事不论大小，不分公私，都愿和我商量。我虽检讨了一辈子的骄傲，但对他却很尊重。因此几十年我们都算得上相处融洽，争论常有，却没有吵过架、红过脸。每到一起，总是谈论不休；分开后，也还互相牵挂。例如有一次接到他的电话，只听念了两句杜诗：“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我除申明“不敢当”外，问他什么事。他说，没事，只是想念老朋友而已，然后扯了几句闲谈。当时没当一回事，可现在想来，心头就别有一番滋味，岂悲痛二字可解。
1985年，慎之当了社科院副院长，代替已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任总干事的宦乡，分工主管国际片，成了我的上级。但他不像某些人，没学会用权和摆谱，见人还是老样。熟人不分上下，也照旧称他“老李”。他的管理方法与众稍有不同，更强调发挥研究工作的主动性和独创性，反对学术上逢事干涉、管得太多，还提倡创建不同学派。他不会讲那些老话、套话和不懂装懂的话，不得不发言时总还有点新意，会给人以启迪，不像有些人总要寻找机会表现自己，不是讲外行话，就是嚼别人嚼过的馒头。他从上任起，就几乎没再开过片会，国际片他也很少来，有点“文景之治”，倒还得到各所领导的好评。我的习惯却是无事不去上级机关和拜见领导，一贯采取被动制。因此我同慎之几年的镇日相处、随时交谈的生活就自然渐行渐远，只是有事通个电话。后来连这也无法继续。1987年宦乡确诊为肝癌，不久到上海住院，我又被调去做他的副总干事，主持中心的日常工作。离开社科院，工作又挺忙，从此和慎之的联系就更少了，有时几个月甚至半年才能见上一面，大有咫尺天涯之感。又过了一个时期，慎之从岗位上退了下来。我还继续搞国际问题，比他多忙乎了六七年，直到八届政协换届，才正式办了离休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