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同志走了，走得仓卒，走得利索，走得完全出乎朋友们意外，走得连他自己也毫无思想准备。
4月2日，他因咳嗽去医院看病，一检查，说是轻度肺炎，被留下住院。7日，来电话问我对伊拉克战争的看法,仍然是谈笑风生，一如往常。我问他是否赶时髦得了“非典”。他说，恰巧相反，是典型肺炎。来时只当感冒，由于正好有空床，就让他住下了。现在已有好转，打算最近出院，只是院方还没同意。12日问他病情时，他虽然还是滔滔不绝，但已有点气喘，说是前两天又得了感冒，发高烧，呼吸有点困难。却又不无幽默地说了句：“看来也许大限已到，要去见马克思了。”我也开玩笑地说，“按制度规定，以你的级别，见马克思还不够格。”并劝他少说话，多休息。不想这已是我们间的最后一次交谈，他的玩笑话也竟成谶语。14日得到他的病危通知，并告以病人已不能再开口说话。经抢救无效，4月22日10时零5分完全停止呼吸。真是突如其来，祸从天降，思想界一代英才就这样倏忽离开人世，连一句遗言也没留下。只是留下了他对国家前途和世界形势的无限关怀，留下了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的计划，包括出文集和写生平。
人们很早就建议他出本文集，但他总以文章不多为由相推脱，直到最近才改变主意。还同意整理一部生平，并应几位热心的年轻朋友之约作了口述录音，但未经过目修订他总是放不下心来。至于想写的文章就更多了。他做学问涉猎甚广，对不少问题都想谈点看法，只是有如朋友们所说，过分“爱护羽毛”，惜墨如金，不肯轻易下笔。我们也曾谈到，鲁迅还不到六十岁，“就因为在不知不觉中，记得了自己的年龄”，所以对想到要做的事随即得出“要赶快做”的结论（见先生1936年9月5日所写《死》，载《且介亭杂文末编》），何况我们已是八十年龄段的人。两人确有同感，又都叹“廉颇老矣”，写东西越来越慢。大约也与年龄有关，他还经常和我谈到死的话题。对此他倒很看得开，一再说死倒不怕，就怕病成残废或痴呆，不但自己受罪，更要累及家人。所以希望，要走就走得干净利落，千万不可拖泥带水。这次他还真利索地走了，虽使大家感到意外和悲痛，但在他，却总算实现了个人的这点愿望。而且他的夫人张贻和子女也和他一样，都表现得异常坚强和达观。在他走后的当天下午，我去吊唁，借以对全家进行慰问。没想到他们是那样的镇静，反倒劝我节哀。这真使我感动，也令人宽心。
3月17日，一些同志相聚一起，开了个有关两岸关系和祖国统一的座谈会，我也接到通知，但因路远迟到。进门一看，真可谓“坐中多是豪英”，只可惜大半已白头。惟独慎之全部黑发，脸无皱纹，如果走路不用拐杖，谁也不会相信他已年届八十。会后他?我回家，路上提到有关周恩来的一本新书。由于我们都曾跟随总理工作过，所以谈来很有兴味。他表示打算写一篇评周恩来的文章，只是思想还不够成熟。然后分手告别，互道珍重。不曾想到，这竟成了我们半个世纪之交的永诀。
我和慎之相识于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那时他是新华社记者，我是代表团文稿起草组的一个成员。日内瓦会后即各奔东西，分头忙自己的业务去了。1957年他得中“钦定右派”，倒是预料中的事。因为他给人的印象一直都是见事快、意见多、爱讲话、没遮拦，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他多半是跑不了的。事实证明，他虽然参加革命较早?但却一直没能改造成会听话的驯服工具。我虽然也没改造好，可遭遇过延安抢救，从此对政治运动不再积极，所以在反右派中竟安然无恙，还以当时所处地位帮助过几个同志免遭灭顶之灾。可是仍然在劫难逃。1959年虽没什么右倾言论，却因长期在张闻天领导下工作而被扣上反党宗派和机会主义两顶帽子，在人造的“三年自然灾害”中几乎送了命。从此，我和慎之相互自我隔离二十余年，直到1979年才再次见面，还被调到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的深交和友谊，实际上是从这时才真正开始的。
1978年底，中央成立了一个“国际问题写作小组”，胡?木任组长，宦乡副之，从社科院、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单位抽调了包括李慎之在内的二三十人，进驻钓鱼台原江青住的11号楼，任务是写一本《苏联是怎样变修的？》或《社会帝国主义论》的书。胡乔木只是成立之日露了一下面，后来就再没过问。宦乡开头还认真，但不久也忙别的去了，一个星期只来一次。正好这时我已恢复党籍，在邓力群的帮助下，挣脱出了外交部，随即被派去协助宦乡抓日常工作。大家先是集中阅读有关苏联的中外文资料，不定期地开点座谈会，出点反映研究成果和资料性的简报。后来觉得有些不好下手，也就逐渐松弛下来，座谈和闲聊已很?分清。慎之虽然还未恢复党籍，但早无“界限”可分，而他的谈锋既健，又无架子，常会吸引一些人聚集到他的居室。其实谈的内容也并没离谱，主要还是有关苏联的情况和中苏间的比较。这时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倡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全国又都在进行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因此不管讨论还是闲聊，都可畅所欲言。虽然争论常有，也涉及到某些根本问题，但感到中央交给的任务实在无法完成，已逐渐成为大家的一致意见。因为以前断定苏联变修，这时已越来越感到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更多地是出于感情用事甚至个人情绪。按照康生主持写的《九?》（《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苏联变修的主要标志是已形成一个特权阶层，他们贪污盗窃、损公肥私、盘剥工农、肆意挥霍、排除异己、安插亲信，等等，这个阶层和人民的矛盾，已成为苏联社会的主要矛盾。所用材料都是出自苏联公开报刊上的揭露和批判。对此，慎之和大家都认为，和我们比较，这些材料不足以说明苏联变修，何况还是人家自己揭露出来的。至于对外政策，“文革”后胡乔木主持写的《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说苏联不但对内已是法西斯专政，而且对外实行疯狂备战，“是两个超级大国中更凶恶、更阴险、更狡诈的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因此对两霸不能“不加区别，等量齐观”。这实际上是在进一步为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制造舆论。其实，无论是对苏联的定性还是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中央不久就都作了根本改变。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已不再以修正主义对待，只是三个世界的划分却迄无公开说明。直到1982年李慎之在参加十二大的准备工作期间还就此当面问过胡乔木。胡的答复居然是：“不要相信那个，全是胡说八道。”（李当时就告诉了宦乡?李汇川、谭文瑞和我。见他所著《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2002年3月在南京的讲话。）经过这段工作，反而加深了大家对反修不以为然的意见。慎之就常说，原来搞了二十多年的反修，既不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也不是意识形态上真有原则分歧，多半还是基于个人性格，为争国际共运（世界革命）的权威和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