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宦乡的为人和学风
宦乡的为人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时勤俭朴素，一是正道直行。宦乡从参加工作起就一直身居领导地位，但他却始终没有染?什么官气，给人印象只是个书生或学者，而不像个当官的。许多事情他都是自己动手，例如在研究工作上，亲自剪贴报纸、做卡片、记笔记、搜集资料就坚持了一辈子。如果不是率领代表团，他在国内外的出差，进行学术交流和作报告，大多是一个人独来独往。一次我去纽约参加一个会议，偶然看到他提了个旅行袋在街上走，真有点吃惊，那时他已是年近八十的人了。如果是带代表团，他也是搬行李扛东西和大家一起干,没有一点架子。一次代表团去美国交流，在临时找不到人的情况下他还亲自给我做翻译。总之，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看不出他有什么特殊，更不会抓特权，占公家的便宜。那时代表团出国，每人都发三十美元的零用钱。他也和大家一样，不多花公家一分钱。一次去日本，他看到一个玩具，爱不释手，想给孙子买，但一问价钱，剩的钱不够了，虽然留恋多时，还是没买成。这只是他一贯奉公守法，严以律己的一个例子。由于他平等待人，不摆架子，所以不管到什么地方都和下面干部群众关系搞得很好。但也有个不太合乎时宜的地方，就是对上级领导他也是平等相待，不但不会溜须拍马、察言观色，而且在有不同意见时，也是坚持己见，决不随声附和。上面谈到在布拉格使节会议上和张闻天的争论就是证明。还可以举个例子，就是一次中央外事小组讨论赵紫阳总理访美问题，不但赵本人主张去，与会多数人也都同意去，唯独他以时机不成熟为由加以反对。后来赵紫阳还是实现了访美安排而且收获不小。虽然这两次，事后都证明他的意见并不正确，但他这种敢于同领导争论的精神，却是我所少见的。
在国际问题研究上，宦乡是一直坚持独立思考，看法与时俱进。给人的印象是他好像总是在不停地动脑筋想问题，因而经常会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和建议。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他在实际上就已经提出了和平与发展问题。1978年他先后在哈尔滨、长春和中国社科院就国际形势作了三次报告（见《中国社科院学者文选〈宦乡集〉》）已表达了这些意思。那时他就认为，世界大战在相当时期也打不起来，世界格局还在向有利于稳定的多极化发展。他提出，《帝国主义论》对战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论断都有了很大变化，说“列宁如果能活到今天，也会对他的《帝国主义论》进行多次的修订。因此，我认为，研究战后的帝国主义问题和论证它的发展趋势，应该根据新的情况，得出新的结论，而不能只用《帝国主义论》的词句来套。”他认为二战后资本主义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必须重视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能力，它还保有很强的生命力。为了照顾列宁的提法，他就把资本主义发展前途说成还会长期“垂而不死”。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他认为还看不到边。他特别强调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说从1950年代初（完成战后恢复）到七十年代中期（出现滞涨）的二十多年，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经济增长和技术发展之快都是空前的：工业增长三到四倍；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他还以西德为例，说它1950年国民生产总值只有当时美元的二百五十亿，到1977年已增长到五千亿，二十多年增加了十二倍（剔除通胀因素，也近十倍）。又如西欧共同体，从1968年到1978年，国民生产总值就增加了三倍多，（从2382亿美元增至7314亿美元）。他也极为重视二战后国际贸易、对外投资、区域合作（如欧共体）的迅猛发展和世界经济快速增长的相互作用，实际上也就是指的经济国际化对各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他公开批评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认为只有一个资本主义占主要地位的统一市场，中国也是这个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他认为，由于文化大革命等原因，中国已经丧失了一次良好机遇，耽误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因此他提出我国应该重视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和技术。
上面谈到的这些，不能说是在介绍宦乡的学术思想，只是举例说明他在国际问题上的远见卓识。这也是他能够不断向中央提出有关国际问题的看法和对外交政策的建议的原因。
宦乡病逝于1989年。如果不算在外交部工作的三十年，他在研究界活跃的时期也只有十多年。但正是在这十多年里，他对推动中国的国际问题与外交关系的研究、对中外学术交流的开展、对中央决策提供参考意见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值得后人永远纪念，也是我自己终身学习的榜样。
（载于《随笔》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