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朴实无华，真实可信。这有点和前条类似，但却另有所指。有不少回忆录写的有点像小说，不但对多年前的史实和经历描写得具体生动，有声有色，而且连篇的对话也都打上了引号。这在个人没记下详细日记和无速记或录音可查的情况下，只能是根据事后的想像由本人或写作班子编出来的，真实与否只有天知道。更有本人既不在场又声明没听过当事人讲过的第三者也写了许多打引号的话，如王明离沪前如何向博古私下交代，季米特洛夫同某人的单独谈话等。作为文学作品，这样写也许可以，然而现在却被普遍作为史料在引证。有人一再提倡党史要学《史记》的写法。《史记》确实写的很好，但它既是伟大的史学著作，也是伟大的文学著作（鲁迅称之为“无韵的《离骚》”），采用了大量街谈巷议和带有夸张的形容与对话。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就说《史记》不是历史而是小说，还举了描写吕不韦与嫪毐的例子，说明不可全信。如果现在写党史或回忆录也用《史记》的手法，那恐怕就属于倒退了。对一些张冠李戴、瞎编对话的传记或回忆作品，李维汉在《关于写革命人物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曾给予严历批评，责备它们“没有尊重历史事实”，如引证他和夏明翰的对话（“在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上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是正确的……”）还打上引号，实际上他们并没说过，不晓得是从哪里引来的。应该说，以上这类弊端，《李一氓回忆录》中是没有的。李一氓是个著名的文化人，要用文学手法写回忆录，恐怕不会比有些人差，但他还是照实写去，不加铺张，更无编造。记得的就写，想不起来的就直说忘掉了，并未根据当时情况或逻辑推理而编出一些生动情节和对话来。所以他的《回忆录》很少带引号的话，除非是确有根据，如查到当时的报刊。
五是“不攀领导”。前面提到的氓公这一“为人之道”，也充分体现在他的《回忆录》中，而且在《自序》中就作了说明。他和党的许多领导人都很熟，有些人还长期共过事，但他多是淡然处之，有事时提到（也多是一笔带过），没事时根本不提，更无专门的铺陈描绘。例如他当过毛泽东的秘书和特使，跟周恩来从北伐到上海再到中央苏区工作多年，跟刘少奇和陈毅在苏北工作也有一个时期，却没有写多少他们之间的接触和来往，更不用说带引号的对话了。他认识并有过来往的名人很多，如鲁迅、郭沫若等，即使提到，也是轻描淡写，更无渲染。认识这样一些领导和名人，遇到有些人也许会有的没的写上两大车，而氓公却完全按照自己说的决不挟领导和借名人以自重。有时甚至显得有点过分。例如我曾建议他把在上海参加文化活动中有关鲁迅、“左联”等写详细点，他也不予采纳。还说：同鲁迅的来往是党同鲁迅的关系，非关个人的事；在文委，他只是打杂跑龙套，没什么好说的。氓公就是这么一个人。
上面提到的几点只是个人的读后感，不敢说对《李一氓回忆录》的特点就概括得全面和恰当。同时也不能说这部书已做到天衣无缝，完美无缺。正像作者在《自序》中所说，所记时间、地点很难说准确，有些议论也很难说都有道理。这是老实话，不是亲身经历的重大事件，靠主观判断是不容易完全准确的。例如他认为《遵义会议决议》只是“把毛泽东的发言全部抄录进去”，就有悖充足理由律。对这个问题，我曾有专文辨析（《炎黄春秋》2000年第9期），在此不赘。但是瑕不掩瑜，无论何，《李一氓回忆录》是一本少有的朴实无华、真实可信的好书。特别是现在有关党史的各种出版物越来越多，有些史实又被搞得越来越糊涂的情况下，更应大力提倡和学习李一氓写回忆录的这种精神和作法。
（载《百年潮》2001年第5期，《中外书摘》2006年12月摘登，
标题为《老革命，大学者——我所知道的李一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