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跟张闻天视察驻外使馆
胡乔木在1985年写的《回忆张闻天同志》中曾提到，“恩来同志认为闻天同志在外交部工作做得比较认真仔?（例如他曾到我国各驻外使馆作过一次巡回视察，这种工作似乎在他以前和以后的外交部领导人员都没有做过）。”其实，张闻天视察使馆不止一次，前后共有四次。我就跟他去了两次，一次是专门视察，一次是在国外召开使节会议之前和之后。
张闻天历来认为，做领导工作必须深入下层、联系实际。在外交部，就是除深入部内各单位外，还应当到驻外使馆去视察。1957年初，他报请中央批准，同当时担任部长助理兼人事司长的夫人刘英一起，带领我和人事司科长章曙、亚洲司科长倪立羽，到驻东南亚各国使馆去视察工作。前后用了半年时间。他的办法是?先派章、倪二人打前站，从一般干部中了解使馆情况，他到后听取他们的汇报。然后这两个人又出发，到下一个使馆去。我是跟着他转，如参加使馆党委会，听取汇报和不同意见的争论，分头找干部谈话，但主要任务还是帮他起草在使馆的讲话稿和给外交部并中央的视察报告，另外也要给使馆干部讲一次国际形势和对外关系。由于那时的大使（印度潘自力、印尼黄镇、巴基斯坦耿飚、缅甸姚仲明、阿富汗丁国钰）、参赞（政务参赞：印度符浩、印尼甘野陶、巴基斯坦陈应、缅甸雷阳、阿富汗康矛召）等，普遍资格老、级别高，所以张闻天在驻印使馆的党委会上安排?动日程时，提到我竟然说是请何主任给大家作一次形势报告。这一称呼出自他的口（也是空前绝后），我听了实在感到别扭、无地自容。其实我还是多少有点自知之明，参加党委会始终一言不发，对使馆领导也不曾妄加评论（但是1959年批判我时，驻印尼大使黄镇还是说，你的话已经有人代你说了。意思是我在背后向张闻天说了使馆的坏话。）应该说，那次视察对各馆以至整个外交工作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帮助使馆加深了对驻在国的认识（也就是怎样看待二战后的民族主义国家问题）、进一步明确了使馆的工作性质（和官方打交道，不背着官方去做群众工作）和?要任务（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办外交，不是搞输出革命）、以及使馆领导和各单位的工作方法与程序，还解决了几个使馆的内部问题特别是团结问题，等等，所以受到大家的普遍欢迎。对张闻天和外交部来说，这次视察的收获也很大，例如增进了对民族主义国家的认识，有助于相关外交方针的调整；更多地了解到使馆情况，加强了上下沟通，对协调国内各涉外部门的工作配合也是有好处的。
我第二次陪张闻天视察使馆工作，是1958年七月布拉格使节会议之前和之后。除十天会议外，还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视察了驻苏、波、匈、捷、（东）德、瑞（典）等六?使馆。不但使节会议给外交部和中央有专门报告，前后每视察一个使馆还写了一个有关对驻在国的看法和这个使馆情况的报告，有时还会就专门问题写成单独报告发回。这时正值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时期，虽然张闻天一再申明，中央规定领导干部每年必须下基层至少四个月，对外交部来说，就是到驻外使馆；但是他身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还必须在国内下基层视察，所以巡视使馆就不能多花点时间，只能很紧凑地去几个使馆看看，了解情况自然不能像上次去东南亚那样深入细致。不过，这次虽然时间较短，但是起的作用还是不小的：不仅统一了驻欧洲和埃及?国使馆对形势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对外交工作上的“大跃进”稍为降了点温，有助于防止犯大的错误。如制止了使馆太脱离实际地搞内部跃进（有的使馆在院子里搞“深耕密植”，挖地四五尺深）；二是适当煞住了向外国“跃进”的风。如有些驻东欧国家使馆，就鼓吹人家也搞“跃进”（保加利亚的领导就跟着咱们“跃进”了一阵，最后丢了总书记的乌纱帽）。张闻天在使节会议上和视察使馆过程中，特别强调要防止滋长大国主义情绪，要谦虚谨慎，不能要求兄弟国家向我们学习。
五，张闻天与外交部的运动
从张闻天回到外交部，各种政治和思想运动几乎就没断过。而且环环相扣，这场运动没完又开始了一场新的运动。有时还出现大运动套小运动，弄得人眼花缭乱，分不清楚。最近我同一些老同志聊天，发现谁也说不请记不全上世纪五十年代下半期一共经历了多少运动，更不用说历次运动的名称了。对于这些运动，张闻天一直抱消极应付态度，因此也从来没有要求我积极参加过，更没有给我布置过什么任务，这给我造成了个很有利的条件，可以做个逍遥派，能不参加就不参加，非参加不可的时候也是随大溜。因为自从参加了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以后，我对后来的各种政治思想运动就一直没多大兴趣了，从来没当过积极分子。下面就分别叙述几次重要点的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