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逢辽东
1949年5月上旬，我在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后回到沈阳。出发时我还是辽南省青年代表团团长，可是回来后辽?省已不复存在，除辽中、台安、盘山三县外，全部合并到新成立的辽东省去了。于是东北局就要我去辽东担任省委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协助先行到达的杨海波同志筹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本来不愿意做青年工作。但由于得知省委书记是洛甫同志，所以也就同意了。因为洛甫同志那时威望很高，许多干部都愿意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我能去辽东省工作应该算是幸运的了。
到安东向省委报到后就去看闻天、刘英同志。他们表示欢迎我来辽东省工作，并讲了青年工作的重要，还希望我不要丢掉俄文和不要放松理论学习。闻天同志说，我们也是才来，情况不大?解，还在摸索，你也是从县到省，换了环境．必须从头做起，工作千头万绪，先要着重抓调查研究，只有了解情况，才能做好工作。最后还要我常到书店走走，看有什么新的中俄文书刊，可以随时告诉他。
此后，同闻天同志的接触就多了起来。那时安东治安形势很好，领导同志可以随便在街上走来走去。闻天、刘英同志有个习惯，总是晚饭后要出来散步，往往走到我所住小楼的门外，喊一声“何方，散步去！”于是我就下楼来同他们一起遛大街。他们有时连警卫员也不带，没有固定路线，信步走去，约走一个小时就分手各自回家。散步时的谈话，除询问工?情况外，和我谈得较多的还是务虚，如有关时局、理论学习等。每次遇到，总是要问最近上书店去没有，看到有什么新书或好文章，然后再就有兴趣的问题谈起来。当时安东能看到的外文书报很少，只有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可以经常看到。因此话题也就多次涉及该报上的一些文章。从同我的谈话内容看，闻天同志非常关心国内外形势，密切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变化，对一些重大问题都有他的精辟分析和独到见解，而且兴趣极为广泛。
在接触中，闻天同志谈起话来海阔天空，似乎无所不谈，实际上却非常注意分，是我接触过的领导同志中说话最严谨的一个。他从不向我谈中央和省委的情况，不谈他过去的经历，不议论其他同志。在这些方面真可谓守口如瓶。这也是我虽然和他接触不少，但对全面情况了解不多的又一个原因。例如他在辽东时期，关于土改后的农村政策和在新富农问题上对高岗的抵制，关于对待私人资本主义政策给东北局的报告和批驳邹大鹏向中央反映的不实之词，在坚持供销合作社分红问题上同刘少奇的争论等。这些对全国有影响的大问题，我过去就一无所知，只是参与了中央批准于1978年成立的《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的工作后，才多少有些了解。
下面就将我在辽东同张闻天同志的接触和对他的印象分类作些简单表述。
三，总揽全局
先谈对闻天同志在辽东一点总的印象。
我去辽东工作，是从农村到城市，已经有点大开眼界，又遇到闻天同志这样大手笔的领导，更感到耳目一新，不同凡响。当时东北解放不久。辽东才从三个省合并而成（安东全省、辽南大部、辽北五县），百废待举，千头万绪，情况之复杂和工作的困难可以想见。而且中央政府尚未成立，各条战线和各个部门还没有垂直的业务指导，一切工作都要省委依据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中央、东北局的大政方针，自行制定政策，采取措施。然而，作为省委书记的张闻天，对这些却显得胸有成竹，指挥若定，好像一个省简直不够他管的。对各项工作他都有明确的理论指导，又能结合实际提出新的看法和具体措施。这种娴熟和高超的领导才能，到任不久很快就显示出来了。
我到辽东不满一月，就参加了全省县团以上干部大会，听闻天问志传达二中全会精神和布置全省工作。这个会开了10天。张闻天的作法与众不同。他到任后不是立即开会传达，而是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之后再开会。这就既作了传达，又布置了工作，使二中全会的精神得到贯彻和落实。因此，他的报告和结论，不但解决了当时全省面临的各项主要问题，而且许多提法具有长期和普遍意义，是对胜利后进行建设的重要理论贡献。例如他先后提出的问题中就有：在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后，要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为根本出发点，作为考核工作的主要标准：“技术是发展经济建设的主要条件”，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工厂中的技术人员和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大胆使用和提拔；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经济“附属的有机组成部分”，应积极支持其发展，国营企业应在平等的基础上同私营企业进行自由竞争，不可利用特权加以排斥；土改后的农村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逐步实现商品化，不要夸大阶级分化，允许新富农存在，经济上走“先供销合作然后生产合作”的道路，反对过早动摇农民私有制基础，盲目搞集体化和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工业中实行公营工厂企业化，建立严格的经济核算制，反对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大锅饭和实报实销的供给制作风；工厂实行党政分开的原则，厂长对企业生产负全责，党组织主要起保证监督作用，改变战时那种党包揽一切的领导方式；反对铺张浪费和贪污腐化，发扬民主，加强监督；为了筹措建设资金可以借外债，“向苏联借，也可以向美国借，但是要平等互惠的”，等等。这些问题中有许多直到现在还焕发着光辉。有时我想，如果张闻天的一套主张在建国后能够被采纳并付诸实施，而不是被压制和批判，中国后来的发展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也许头二三十年中一些大的弯路能够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