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慰慈及其《市政制度》
一、胡适的至交
在胡适的书信和日记中，经常会看到张慰慈的名字。这些材料告诉我们，在众多的朋友中，张慰慈几乎是胡适认识最早、关系最好、交往最多的一个。传统史学很注意研究人物的“交游”。如今胡适研究很“热”，但是对其“交游”却关注不够，其中张慰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张慰慈字祖训，江苏吴江人，是中国政治学的开拓者。然而在大陆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和台湾出版的《中华百科全书》中，却没有他的名字。关于他的出生年代，《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和《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都说是1890年或1892年生人。最近，他的孙女、旅居澳大利亚的张旦悦女士在电子邮件中告诉我：“爷爷张慰慈,生于……1893年1月22日(其实应该是1991年)”（引者按，括号为张女士所加）。看来，仅仅是一个出生年代，就众说纷纭，尚须考证。
大约十三四岁的时候，张慰慈和胡适就是上海澄衷学堂的同学。胡适考取庚款留学生去了美国之后，张给他寄过一部《马氏文通》。该书让胡适大叹作者“用功之勤”。从这件小事中，也可以看出送书人的良苦用心。两年后，张慰慈也到美国留学，入埃阿瓦大学，五年后获博士学位。1917年，二人结伴回国，并一同进入北京大学任教。回国后，张慰慈与胡适一道投入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在《新青年》发表的文章有：《美国城市自治的约章制度》、《美国委员式的和经理式的城市政府》、《美国劳动运动及组织》、《俄罗斯苏维埃政府》（译文）、《最近德国政治变迁》等。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文章有：《俄国的土地法》、《俄国的婚姻制度》、《俄国遗产制度之废止》、《女子解放与家庭改组》等。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张慰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城市制度、国际政治和妇女问题。其中译自美国学者的那篇《俄罗斯苏维埃政府》，曾引起广泛关注。
1922年胡适创办《努力》周报，张慰慈是努力社的主要成员之一。该报维持了一年半左右，张慰慈在上面发表的文章有：《制宪问题》、《市政问题》（连载）、《多元的主权论》、《从英国最近的政党状况上说明这次内阁改组的原因》、《什么叫近东问题》、《德国的经济议会》（连载）、《欧洲的新国家》（连载）、《普鲁士的新宪法》、《德国的赔款账》、《罗尔问题》、《新旧国家立法部与行政部关系的比较》、《政治改革的目标》、《革命和政治改革》（连载）、《城市在文化史上所占的地位》（连载）等。从文章中不难看出，张慰慈对欧洲历史和城市问题的研究，已经达到很高水准，许多观点至今仍有借鉴作用。二、研究市政制度
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以《市政问题》为例。张慰慈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两个观点：一是城市与中央的关系，二是城市政府的组织结构。关于前者，他说现代城市与中央政府应该是一种自治的关系。所谓自治，并不是要脱离中央政府的管辖去搞独立，而是在中央政府规定的范围内，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事务。至于后者，他认为市政府是具体管理本市市政的，中央政府是制定政策协调各地均衡发展的，二者在功能和职责上有很大不同，因此城市政府不应该照搬中央政府的模式。也就是说，千万不要以为中央政府有什么机构，市政府就应该有什么机构。他还以美国历史为例，提出城市政府的三个重要原则：“职权必须集中，责任必须确定，民选的官吏万不可过多。”（《努力周报》第12期）张慰慈的这些观点，对于开拓我们的改革思路，很有帮助。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张慰慈的《市政制度》一书于1925年9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这本书共18章，其中包括城市的发达、城市的特点、城市在历史上的地位，城市和国家的关系、欧美各国?市公约、城市的选举、市民的直接立法权、城市的政党、市议会、市长、委员会式的城市政府和经理式的城市政府等内容。
在这本书的绪论里，张慰慈开宗明义指出：“凡大群人民，聚居在小小一块地方，统称之为城或城市。”但是这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定义。于是他对城市的要素做了如下分析：第一，从地理的角度看，城市“有一块确定的地方，其中大部分的空地已造满房屋。”第二，从社会的角度看，城市里“有大群的人民，很稠密的居住在这块范围很小的地方上。”第三，从政治的角度看，城市“有一个地方政治机关，管理该地?上的公共事务。”基于以上三点，他给出如下定义：“城市是一个人民众多的社会，占据一块确定的，房屋稠密的地方，并有一个有组织的政治机关。”（《市政制度》，第1-4页，亚东图书馆1925年出版）
通读全书，可以看出张慰慈的文字生动典雅，精美传神，雅俗共赏。他是一位善于从普通常识入手，以司空见惯的现象为基础，结合历史发展脉络，通过周密论证，总结出普遍性规律的高手。因此。胡适为该作序时特别欣赏张慰慈的两个观点：
凡一种民族没有建设城市的能力，其文化必不能十分发达。
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步是从乡村的生活变化到城市的生活。
在张慰慈启发下，胡适不无忧虑地说：现在中国正在进入城市化过程中，但是“我们这个民族实在很少组织大城市的能力。远的我们且不说，就拿北京作个例罢。北京的市政全在官厅的手里。有能力的官僚，如朱启钤之流，确然也曾留下一点很好的成绩。但官僚的市政没有相当的监督是容易腐败的。”他还说：“我们大城市的市政的失败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虽住在城市里，至今还不曾脱离农村生活的习惯。”因此，他“希望慰慈这部书能引起一部分国民的注意，能打破他们的乡间生活的习惯，能使他们根本了解现代的城市生活的意义与性质。”而现代城市生活的意义与性质，就是必须具备自治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