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从图书馆看罗家伦的贡献
“改隶废董”以后，清华基金于当年8月正式移交中基会。罗家伦争取的六大项目得到资金保证。从1930年到1932年，生物馆、学生宿舍、图书馆、气象台先后落成。其中最漂亮而且影响最大的恐怕就数图书馆了。
凡是去过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人，都对它那富丽堂皇的建筑和高雅肃穆环境赞叹不已。杨绛在《我爱清华图书馆》中谈到，1932年她去清华大学借读时，中?时代的好友蒋恩钿就对她说：“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图书馆！墙是大理石的！地是软木的！楼上的地是厚玻璃！透亮！望得见楼下的光！”一连串的感叹号，表达了这位清华女生的激动和自豪。进了图书馆，杨绛看到那无须油漆的软木地板，便情不自禁地想摸一摸它有多软，是不是可以掐得动。到了书库，她都不敢落脚，生怕把玻璃地板踩碎。（《不尽书缘——忆清华大学图书馆》第5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资中筠在《清华园里曾读书》中也说：“一进入那殿堂就有一种肃穆、宁静，甚至神圣之感，自然而然谁也不会大声说话，连咳嗽也不敢放肆。……在那灯火通明的大阅览室，浸润在知识的海洋里，有一种无限满足的心灵净化的感觉。”她还说：“第一次爬上窄窄的楼梯进得书库望着那一排排谈绿色磨玻璃的书架，真有说不出的幸福感，外加优越感”（同上，第130-131页），这就是她非要考清华大学不可的原因。
清华图书馆不仅装修考究，馆藏丰富，使用方便，而且还有非常幽雅的外部环境。曹禺说，当年他在那里写《雷雨》，无论是“想到头痛欲裂”还是“写得太舒畅”，都要走出图书馆，才会在春风、杨柳、蓝天、白云、浅溪、绿草和水波上浮荡的黄嘴鸭中，感到韶华青春和?由气息。（同上，第46页）
毫无疑问，大家都承认清华图书馆在“中国大学中绝对是一流”（季羡林语）的；但是，他们在赞美清华图书馆的时候，都只字不提罗家伦的贡献。
罗家伦对图书馆有他自己的看法。早在就职时他就批评说：“清华现在的弱点是房子太华丽，设备太稀少。设备最重要的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仪器；一方面是图书。我以后的政策是极力减少行政的费用，每年在大学总预算里规定一个比例数，我想至少百分之二十为购置图书仪器之用。”他还说：“图书馆不厌舒适，不厌便利，不厌?籍丰富，才可以维系读者。我希望图书馆和实验室成为教员学生的家庭。我希望学生不在运动场就在实验室和图书馆，我只希望学生除晚上睡觉外不在宿舍！”（《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第202-203页） 1930年初，罗家伦公开招标扩建图书馆。后来他在开工典礼上表示：“我对大学建筑计划的基本观念是：图书馆实验室一定要造向坚固，造得讲究，使人进去工作时觉得舒服。体育馆一定也要设备完好，……体育场一定要宽大，要多分几处。至于宿舍，则一定要朴素，乃至于不甚舒适。必须如此，学生才不愿意老躲在宿舍里‘高卧隆中’，而乐意上图书馆、实验室、体育馆和操场，发扬青年们蓬蓬勃勃，努力上进的精神。这才是我心目中大学应有的气象。”（《文化教育与青年》第114页）
除了讲究、舒适以外，罗家伦还有两个原则：一是要为将来发展留下余地，二是要有一个“伟大的阅览室”。关于第一点，他说我们要接受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的教训，该图书馆建成后，没几年就面临书库爆满的困扰，以至不得不另谋出路。为此，他不同意当初要在原图书馆背后加盖一个建筑物，使之形成工字形结构的方案，而是主张把书库建在北面，“使他有很大的地面可以不断的推进。”几十年后，清华图书馆在原来基础上再次扩建，应该感谢罗家伦的远见。至于第二点，罗家伦富于激情地说：“?阅览室是最可以使人兴奋，最能刺激人好学兴趣的场所。所以这次在西面所建的大阅览室中，预计可设一千个座位，而且每一个或两个座位上都安置台灯。诸位想想，将来有人一踏进这个阅览室，看见一千个青年学子各个都在座位上，面对着绿色的台灯，静静地埋头用功研究——这是何等可以使人感动的气象！”（同上，第113页）此外，罗家伦还在扩建后的图书馆一层增添许多研究室，供教授使用，这也是他的高明之处。
清华大学图书馆为中国养育了一大批优秀学者和文化名人，在这方面罗家伦功不可没。
七、贡献卓著，黯然离去
谈到罗家伦对清华大学的贡献，专门研究清华校史的台湾学者苏云峰总结了八个方面：1、提前二年实现了前任校长曹去祥建立“完备之分科大学”的计划；2、废除董事会，使清华改归教育部，不再受外交部牵制；3、健全了基金管理，稳定了经济基础；4、增加建筑，添置设备，大大改善了读书环境；5、重建教师队伍，改善教师待遇，使之安心教学和研究；6、整理原有学系，强化理学院增加研究院所，延揽世界著名学者前来讲学，提高了清华的学术水准；7、扩大招生名额，设立奖学金助学金，以培养更人才；8招收女生，使女子教育机会平等。除此之外，他还认为：“罗家伦的成就，上承旧清华传统，同昱开启了日后的新发展。人皆以为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功臣，而不知道罗家伦的奋斗成果，实为梅氏铺下了一条康庄大道。”同时他也指出：罗家伦“年轻气盛，好展才能，思想激进，好批评现状不讲情面，在当时社会文化条件下，必然会得罪他人。此外，罗家伦的国民党背景对于“主张学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清华人而言，是难以容忍的。”这些都构成了他过早离开清华的因素。（《抗战前的清华大学》第51-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