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教育与和平
蒋梦麟留美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因此他对战争与和平有过深入的思考和体会。1919年他学成回国后，曾撰写《和平与教育》，其中涉及到教育的本质等问题，可以视为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
文章开门见山说，所谓和平，是正义的同义词。有正义就有和平，倘若正义扫地，虽然没有战争，也不是和平，而是一种苟且偷安。从这个角度来看，统治者标榜的我国人民素以?好和平著称，其实是为“所谓牧民政治”开脱。因为在专制制度下，老百姓仅仅是一群羊：羊肥了，牧人就会杀而食之，于是就出现暴政；暴政日久，必然会导致羊瘦，于是牧人就继续放牧，推行仁政。这就是中国历史一治一乱的根本原因。
蒋梦麟认为，要改变这种“羊肥而食”、“羊瘠而牧”的循环，就必须推行民主政治。他指出，牧民政治的反面是平民主义政治或曰民权主义政治。这种政治的目的是要增进平民的能力和知识，使每一个人都养成健全的人格。只有这样，社会才能不断进步，和平才有真正保障。从这个角度来看，日?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中国和俄国，是因为中俄两国没有平民主义的民主政治。德国向世界宣战，最终归于失败，也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制度没有美国和其他协约国优越。因此他认为：“强国之道，不在强兵，而在强民。强民之道，惟在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所谓教育，就是为了“达此和平目的之方法也。”（《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第9-10页）
紧接着他指出：中国的教育，是牧民政治的教育；要改为平民主义教育，必须从三个方面去努力：第一，要“养成独立不移之精神”，改变过去那种萎靡不振、依赖成?的恶习。第二，要“养成健全之人格”，改变以往“好学者读书，读书愈多，而身体愈弱”的传统。第三，要“养成精确明晰之思考力”，改变平时“凡遇一事，或出于武断，或奴于成见，或出于感情”的毛病和喜欢用“差不多”来判断事物的习惯。（同上，第11-13页）
在这篇文章中，蒋梦麟还分析了中国社会进步应该采取的三项措施：一要改良起居，二要修筑道路，振兴实业，三要奖励并推进学术。他认为前两项属于物质方面的改良，比如生活在臭水沟和猪圈的孩子，只能是“皮黄骨瘦，精神疲倦，作事萎靡”；后一项则属于精神领域的进步。他说：“学术者，一国精神之所寄。学术衰，则精神怠；精神怠，则文明进步失主动力矣。故学术者，社会进化之基础也。”（同上，第15-16页）但是，由于我国在学术方面历来有漫无系统、重视应用、专重古文等三大弊病，致使学术研究不是出于兴趣，而是为了应用。这种主次颠倒、源流混淆的做法，遏制了学术的创新能力。
为了进一步说明如何才能推动学术进步，他还用经商和做人作比：“夫对于金钱不忠实，不可以为商。对于行为不忠实，不可以为人。对于知识不忠实，其可以言学术乎？”（同上，第17页）因此?“欲求学术之发达，必先养成知识的忠实。”养成对知识的忠实，是做学问的最基本的要求。胡适所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也是这个意思。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蒋梦麟总结道：“……以正义为先导，以养成健全之个人进化的社会为后盾，张旗鸣鼓动，勇猛前进，此即所谓为和平而战也。战而胜，则平民主义由是而生存，真正和平由是而永保。和平与教育之关系，如是如是。”（同上，第17-18页）
3、职业与文化
蒋梦麟留学归来，遇到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倡导职业教育是当时很有影响的社会时潮之一，面对这一思潮，蒋梦麟非常冷静。他认为职业教育固然需要，但如果以为除了职业教育之外就没有其他教育，或者说所谓教育就是职业教育，那就大错特错了。
为了纠正这种错误认识，他写了《教育与职业》、《职业教育与自动主义》等文章。他指出：教育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国家有问题，故有国家教育。社会有问题，故有社会教育。个人有问题，故有个人教育。职业有问题，故有职业教育。”如果有关问题不能解决，那就是教育的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职业教育，不过是教人“操一技之长而藉以求适当之生活也”。但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在职业问题之外还有许多问题，它最终还需要通过文化教育来解决，这就是普通学校应该承担的功能。因此职业教育并不是教育的全部，而是其中一部分。所以他认为，“学校非专为职业而设，举学校而尽讲职业教育，则偏矣。”（同上，第22-23页）
对于类似偏颇，蔡元培也多有提醒。比如1920年10月，蔡先生应《法政学报》的邀请，为该学报创刊一周年致词说：“从前法政大学，大抵都是用一种官僚教育、职业教育。他们的旨趣，就是要学生不请假、把讲义背得熟，分数考得好，毕业后可以谋生便罢了”。这种“职业学校，是专为毕业?后得饭碗的，确无研究学理之必要。”如今你们办《法政学报》至少有三个好处：第一，可以提高学生研究学理的兴趣；第二，可以引发学生求新的思想；第三，可以使学生养成“非自利的公德心”。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摆脱“职业教育的恶习”（《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462-463页）。随后，他赴欧洲考察，途经新加坡参观一所中学时，又做了题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讲演。他说，职业教育好比房屋，普通教育好比地基，倘若等到高屋建成，才发现地基不稳，就来不及了。他认为，普通教育的宗旨，并不仅仅是让学生变得“有用”，而是要让他们“（一）养成健全的人格，（二）发展共和的精神”（同上，第474页）。由此可见，蒋梦麟和蔡元培对教育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
另外，蒋梦麟还把职业界分为“自动的”和“机械的”两种人才。前者具有远大的目光，进取的精神和“事事图改良，著著求进步”的作风；后者则是只“具一艺之长，精一部分之事。人先提倡，我能随之”的人（《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第25页）。他提出高等专门学校要培养自动人才，使之成为工业社会的领袖，中等职业学校则应该培养机械人才，为工业社会培养优秀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