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继续深入了解“三代”以及孔子的背景，需要重新审视中国“三代”时期的宗教背景。
中国早期的宗教是犹太教而不是基督教，这是首先要区分的。“三代”在“主前”，基督教产生于“主后”。他们两者尽管是同源，其实差别很大。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也进行过广泛激烈的冲突。在也门地区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也是犹太教而不是基督教。公元6世纪也门地区犹太教对传播过去的基督教进行过屠杀灭绝运动。也门对岸的埃塞俄比亚大同小异。在外人看来，此两教一母同胎不应该相互排斥，但事实就那样发生了。中国古代曾经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真的可以用宗教的眼光重新打量考虑。犹太教是一种具有明显排他性的宗教，内部宽容外部不宽容。他们与中国人熟悉的佛教在组织上有着根本不同的属性。不过万事有利弊，犹太教，包括基督教，由于他们的严格组织形式或许同时培育了社会组织，这些宗教影响下的国家一般都比组织结构松散的佛教国家更早进入现代化社会。
在我开始研究“文明同源说”之前就有许多人就文字结构等方面怀疑过商、周期间有上帝崇拜痕迹，并且与犹太教之间有直接联系。这方面西方人研究的比较多，并且我知道他们也是如我一样的业余外行，中国人倒是从来没有关注过。我仔细看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认为有一定的道理，应该继续这个文字研究的课题，中国人来做肯定有新的发现。
尽管中国先秦就有“上帝”的称呼，但许多人认为那并不是中东犹太教《圣经》中的“上帝”，我的看法是，中国的“上帝”并不全是中东的“上帝”，但部分可能是同一个“上帝”，如《诗经》中讲述周取代夏商的《皇矣》（第一节）：
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
维此二国，其政不获，维必四国，爰究爰度。
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于宅。
以上诗句的大概意思为：伟大的上帝啊，对下界明察秋毫，夏、商两国得不到上帝的支持，就向四周寻找新的执政者，结果周文王得到上帝的青睐，就扩增了他的疆土，选定了国都，照护它国家的四方。这样的思维方式与表达语气与《圣经》中的几乎一模一样，尤其是与周同期的大卫前后时期。
中国商、周尽管显示有族源联系，而且文明技术比如文字与青铜等也代代相传，但是很明显两代之间在信仰方面有较大差异。周朝，主要是西周，一改商朝的萨满教特色，青铜器上的活泼动物基本上都突然消失，周朝的图案主要是几何或其他非动物系列，显得庄严肃穆。
一神教的最大特点，或者说犹太教的特点就是反对偶像崇拜，动物是不允许出现在重要的祭祀场合的①。萨满教却相反。
但羊却是犹太教或者基督教中的例外，并且它是该教经常出现的一个动物。无论是“替罪羊”的无辜形象，还是“牧羊人”的犹太人祖先形象都与羊难解难分，偶尔“羊”的形象会出现在一些基督教画像的中央，太阳也是他们可以接受的，或者干脆说，犹太教就是从太阳一神教进化而来。到了今天，基督教也分出许多不同的教派，对于这些图案以及要求也各不相同，但对于偶像新教就持坚决的反对态度，而天主教就不反对给予圣母的画像留下应有的崇拜空间。
不过有关这些考察也不能绝对，因为即便是在以色列本土，《圣经》中记载的所罗门在敬奉天主的同时也敬拜其他神，肯定有动物崇拜的成分，只是犹太教占主流而已。所以对待中国的商周时期的宗教与装饰物的对应要辩证地看。
商朝青铜鼎
在东周的春秋时期，不仅动物回来了，连俗世的人像也大量存在，比如那些黑人头像就是春秋时期出现的。其后再也不多见黑人像在中国的出现，或许说明黑人在中国的量并不大，他们很快就被同化了。羊这种犹太教的象征物在周朝是有大量存在的，我认为很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一直发展到今天，羊都成为中国人“吉祥”的象征。这一传统有可能是从商周尤其是周传下来的。
河南出土的玉环人像，很可能表示了这些人为王族。他们明显有黑人五官特征。
中国周朝前后的宗教信仰可能随着统治者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很复杂，不过好在有迹可查，拿中国与中东同期的比较并不十分困难。
中国受犹太教影响的另外一个证据是，犹太教中妇女地位比较低（但与中国封建时代却又有本质的区别），这与阿拉伯半岛南部不同，那里妇女地位当时相当高，尽管那里萨满教具有很大的势力。中国历史时期妇女地位的低下与儒教的这一背景有直接关系。举一例，在《圣经》的《利未记》中耶和华在西奈山对摩西交代圣例，其中27：5曰： “若是从五岁到二十岁，男子你要估定二十舍客勒，女子估定十舍客勒”，还有更多同类内容，显示女人比男人贱一倍。
我们前面已经论证过，中国商朝的妇女地位是很高的，显见中国妇女地位的下降是随着周朝或者儒教的出现而形成的。孔子更是发出了“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论语?阳货》）的慨叹，无论他本意何在，但估计任何女权主义者都不会对此圣言喜闻乐见。孔子，以及孔子背后的潜在思想，以复杂曲折的方式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