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对此并不知情，后来施密特也对兰迪翻脸不认账。那个时候我一心一意想要做的就是要善始善终。我希望自己能够相信：施密特与“B队”之间发生的不快只是因为在这场大选中压力过重而且环境也不尽人意，而不是出于个人恩怨。但是回想起自己在瓦西拉任市长时发生的那些事情，我忽然醒悟，人生苦短，不值得我们一直对某些恩怨耿耿于怀。如果我能再见到施密特，说不定还会送给他一支洁白的百合呢。
竞选工作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曾经与麦凯恩的一些高参讨论过，自己准备分别就能源问题、妇女问题以及特别人群问题发表3场关键性的演讲。很快9月过去了，10月也过去了。最后，离大选仅剩两周的时候，有人告知我需要就特别人群问题表明我们的政策。好极了，我心想，这是我决定参加竞选时做出的第一个承诺：如果约翰和我能够当选，那么白宫里就会出现一位特别人群的代言人。我想要亲自起草这篇讲话稿，因为我可以插入许许多多自己家人与特里格和外甥卡彻的亲身经历。
听说这次演讲会在一个舞厅举行。“我们会找来一些竞选观众出席。”总部传话。
“B队”的人们不禁会想，得了吧，我们能做得更好。让40个共和党党员来听我讲话有什么意思？每次集会的时候，前来参加的特别人士成千上万，匹兹堡肯定也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希望能够在这次活动上出现以表示对我们的支持。为什么就不能邀请他们参加呢？
谁知这一次总部竟然同意，并且立即开始安排此事。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总部聘请了一位特别协调员，并邀请他起草了演讲稿。（这位特别协调员还致电“B队”，告诉我们不能再使用“特别人士”这个词语，因为这样对那些特别家庭很不礼貌。我想自己大概已经落伍了。）
我仔细地看了一遍，觉得这篇稿子写得还不错，但是同时我想，这样的演讲谁都可以发表。我的亲身经历到哪里去了？特里格到哪里去了？难道这样的一篇稿子就会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更多关注吗？
于是，在伍德兰兹基金会、匹兹堡市儿童医院唐氏综合征医疗中心、孤独症网站、匹兹堡儿童福利院员工以及其他护理人员的热心帮助下，我对这篇演讲稿进行了修改，并且直到发表演讲前的最后一刻才最终定稿。
“即使是今天，我们仍然经常可以看到，那些特别儿童不得不离群索居。我们仍然看到，各州以及联邦法律不仅没有去除障碍、增加机会，反而加重他们的困难。”我开始发表演讲，“我们仍然看到，在国内的各行各业中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因此他们无从作出贡献。”
接着，我告诉大家，当我看到这些有着特别儿童的家庭携家带口前来参加我们集会活动时，感到十分欣慰。“你们带来了自己的子女，因为他们让你们感到骄傲，就像我为自己的儿子感到骄傲一样。”我说，“在这些集会上，无论外面怎样人声鼎沸，我的小家伙大部分时间都在酣睡。如果他知道有多少人是为了能够见到他，而不是我，才赶到现场来的，那他该有多么感动！”这一事实的确令人欣慰。
“大家都知道，对于什么是完美无缺，人们有着世俗的看法，但是上帝的标准才是最终的标准。”我说，“在上帝的面前，每一个孩子本身都是美好可爱的。因此，衡量社会先进与否的真正标准在于它如何对待弱者。”
接着，我又谈到了麦凯恩-佩林政府会对特别儿童采取哪些措施。举例来说，我们会重新考虑国会每年用于“猪肉计划”的180亿美元资金，并且为《残障教育法案》提供足额资金。
“我们会分清联邦事务的轻重缓急，履行国家对于他们的承诺，为每一个孩子的人生带来机会与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