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尤其是当《阿拉斯加州输油气管道法案》曝光以后，许多国家新闻媒体的主持人都曾经就能源与安全问题采访过我，其中就有凯蒂家乡著名的《纽约时报》。今年年初，我还亲自执笔就其他问题为该报社撰写了一篇专栏文章。我倒是想问一下，不知道她读不读这些报纸呢？
为了能够马上开始录制下一个节目，这次访谈草草收场。这一次是在我们的竞选巴士上。我记得早先尼克尔曾经说过，如果情况不太好的话，我们就不会再把时间花到这群人身上。不过，此一时彼一时，现在这话只怕早就不算数了吧。这怎么能够促进我们的竞选工作呢？
在车上，我们的话题转向了社会问题。凯蒂问我是否认为有可能“感化同性恋”——通过祈祷的方式让同性恋转化成为异性恋。嗯，我想，这个问题问得奇怪。不过，我并不认为她真的就是想要知道我的看法，因为在我回答的过程当中，她先后5次打断了我。开始诱供了，这真是让我忍无可忍，我心中暗想。接着，她又12次问我对于人工堕胎以及事后避孕药的看法。整整12次！
我尽量耐着性子让自己表现得宽宏大度，可是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自己反对人工堕胎合法化、反对性别歧视以及反对堕胎选择权的立场。然而，无论我怎样回答，凯蒂都会换汤不换药地再问我一次。我觉得自己好像在演《土拨鼠节》这部电影。
接下来凯蒂举了一个极端的、可怕的例子来反问我：“如果一个15岁的少女被她的爸爸强奸了，而你却认为她人工堕胎是一种非法行为。为什么？”
我回答她，无论是在人工堕胎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里都有好人存在，我不仅不会为自己反对人工堕胎合法的立场而感到愧疚，而且还会劝告人们选择给予胎儿生存的权利。同时，我还指出希望全社会能够形成一种关爱生命的氛围，对那些处于困境的妇女给予救助，鼓励她们不要堕胎，并且对那些抚养与收养这些孩子的家庭给予支持。
凯蒂突然打断我：“但是，从客观上讲，你认为这应当是一种违法行为……”
“如果你……”
“即使是那些遭受强暴或者乱伦的未婚女孩也不能人工堕胎？”
我又一次回答：无论发生的事情有多么惨痛，我都会以个人的名义劝说这样的女孩不要进行人工堕胎，但是我绝不认为人工堕胎者就要被绳之以法。虽然凯蒂在这一点上穷追不舍，可是对我回答中的重要内容她却置之不理：对于那些身处困境的妇女，我们应当给予支持，为她们的分娩提供必要的条件。那些因为性别选择而进行人工堕胎的人、那些认为父母无权干涉自己未成年女儿人工堕胎的人，以及那些像奥巴马一样反对就人工堕胎失败后对胎儿的生存权利进行立法的人，才是真正的极端主义者。
不过，凯蒂不肯就此善罢甘休。她又问了一次，接着便是一次又一次。尽管前些年我也曾经做过记者，但是现在的规矩显然已经变了。个别媒体记者的道德已经沦丧到令人作呕的地步。这不仅仅是对我和约翰不公，也是对全体美国选民不公。
事后，一位工作人员注意到，最近乔?拜登在接受凯蒂采访时因为疏忽大意而闹了一个笑话，他的原话是：“当股票市场急剧下跌时，富兰克林?罗斯福却在电视上大谈特谈人性的贪婪，他说，‘看吧，这就是他们的下场。’”对此，凯蒂不仅显得宽宏大量，而且连问题也没有问一个。
罗斯福于1929年离职，当时电视机还没有发明，就更不用说会有白宫的电视讲话了。对于这样明显的历史错误，凯蒂却不置一词，甚至还把这段话作为抨击布什经济管理能力的一则声明，并在媒体上反复播放。
尽管如此，最让我感到失望的既不是媒体的纠缠不休，也不是他们的主观剪辑，而是这些访谈浪费了我大量时间。这些时间本来应该用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比如说与选民见面，向那些为了聆听演讲而在闷热拥挤的地方等待的民众致以问候，或者同那些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的记者进行交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