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渡重洋(1)

第1部

第1章 美丽的法兰西

远渡重洋

清晨五点四十五分,美国号邮轮上,保罗和我从温暖的铺位上醒来,朝舱壁上的小舷窗外望去。前一夜我俩睡得都不踏实,部分是由于天气,部分是由于难抑的激动心情。我们揉揉眼睛,向玻璃外张望。外头雾蒙蒙的,在浮动的迷濛和深蓝色的黎明微光中,依稀看得见岸边闪烁的灯光。1948年11月3日,星期三,我们终于抵达法国的勒阿弗尔(Le Havre)。

我从没来过欧洲,心中对未来一片茫然。船已在海上行驶了一个星期(感觉上可要长得多),我早就迫不及待地想踏上陆地了。自打亲人们在满城秋色的纽约把我们送上船,这艘美国号邮轮就直挺挺地驶进了北大西洋的狂风中。庞大的船体在楼房高的巨浪中颠簸着,海浪的拍打声、摇撼声、颤抖声、呜咽声……在耳边不停回响。过道里悬挂着救生索。抬高……抬高……抬高……巨大的船身不断上扬着,攀到了波峰,犹豫摇摆一会儿,然后跌落……跌落……跌落……船头不断下滑,一头扎进波谷,溅起大片大片的水沫。我们筋骨酸痛、精神萎顿,地上满是摔得粉碎的碗碟。绝大多数乘客和部分船员都难受得面无人色。保罗和我幸运得很,我俩有当水手的潜质,胃口犹如铁打般坚定:有天早上,只有五个乘客勉力去吃了早餐,我俩就在其中。

我在海上的旅行经验很少,只是在二战期间往返过亚洲,却从没经历过这么厉害的风暴。可保罗见多识广,凡是能想象出的各种天气他都经历过。二十年代初,他付不起大学学费,搭上一艘运油船从美国去了巴拿马;他曾搭乘过小渡船,从马赛港前往非洲;他从意大利的里雅斯特(Trieste)出发,穿越地中海和大西洋,到达纽约;他也曾在一艘双桅帆船上当过船员,从新斯科舍(Nova Scotia)驶向南美;二战期间他还在中国海上的一艘指挥舰上工作过一阵子。他见识过海上的龙卷风、大雷雨,以及诸多“大自然的原始暴力”——他用的就是这个词儿。保罗有时候极有大丈夫气概,有时候又安静而执拗,书卷气十足。他特别恐高,却会强迫自己在狂风巨浪中站上缆索装置的顶端。在这艘颠簸摇晃的美国号上,为我俩的安全问题操心的主要是他,这也蛮符合他的性格。

那年,保罗得到了一个在巴黎美国大使馆的工作机会,负责美国新闻处展览部门的工作,职责是通过视觉艺术的手段,增强法美两国的联系。这算是文化和宣传方面的事务,而他正是不二人选。二十年代初,保罗在巴黎工作生活过,能说一口流利法语,并且极为欣赏法国的醇酒和美食。在这世上,巴黎是保罗最心爱的城市了。因此,美国政府给他这个机会的时候,他立即答应下来。我呢,就算作他额外的一件行李,一道跟过去啦。

我俩一致认为,旅行有如情感关系的试金石:这一路上,我们无可避免地会碰见乱子,也会惊喜连连,如果我们能对付得了这个,那后半辈子必定能和谐相处。到目前为止,我们做得还不赖。

1944年夏天,我俩被战略服务处(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 OSS)(即美国中情局的前身)派往锡兰,在那儿我们相识了。保罗是个艺术家,政府雇他是为了建立军情室,方便蒙巴顿将军(General Mountbatten)研究情报人员发回的情报。我是登记处的头儿,负责处理情报人员发回的实地报告和其他最高机密文档。战争后期,保罗和我被派往中国昆明,在那里我们为魏德迈将军(General Wedemeyer)工作,一边继续谈恋爱,一边大啖鲜香美味的中国菜。

尽管我们是在异国他乡认识的,可我们从没觉得在亚洲的那段日子像是“出国”:我们每周工作七天,睡在军营里,时不时地要听从军队派遣。

可现在战争结束了。我俩在1946年结了婚,在华盛顿住了两年,如今又要搬往巴黎。自打1946年9月1日的婚礼以来,我们两人都一直忙个不停,连个像样的蜜月都没享受过。或许在巴黎待上几年会弥补这个缺憾,找回蜜月的感觉。唔,这计划听上去挺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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