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１部
第１章 美丽的法兰西
远渡重洋
清晨五点四十五分，美国号邮轮上，保罗和我从温暖的铺位上醒来，朝舱壁上的小舷窗外望去。前一夜我俩睡得都不踏实，部分是由于天气，部分是由于难抑的激动心情。我们揉揉眼睛，向玻璃外张望。外头雾蒙蒙的，在浮动的迷濛和深蓝色的黎明微光中，依稀看得见岸边闪烁的灯光。1948年11月3日，星期三，我们终于抵达法国的勒阿弗尔（Le Havre）。
我从没来过欧洲，心中对未来一片茫然。船已在海上行驶了一个星期（感觉上可要长得多），我早就迫不及待地想踏上陆地了。自打亲人们在满城秋色的纽约把我们送上船，这艘美国号邮轮就直挺挺地驶进了北大西洋的狂风中。庞大的船体在楼房高的巨浪中颠簸着，海浪的拍打声、摇撼声、颤抖声、呜咽声……在耳边不停回响。过道里悬挂着救生索。抬高……抬高……抬高……巨大的船身不断上扬着，攀到了波峰，犹豫摇摆一会儿，然后跌落……跌落……跌落……船头不断下滑，一头扎进波谷，溅起大片大片的水沫。我们筋骨酸痛、精神萎顿，地上满是摔得粉碎的碗碟。绝大多数乘客和部分船员都难受得面无人色。保罗和我幸运得很，我俩有当水手的潜质，胃口犹如铁打般坚定：有天早上，只有五个乘客勉力去吃了早餐，我俩就在其中。
我在海上的旅行经验很少，只是在二战期间往返过亚洲，却从没经历过这么厉害的风暴。可保罗见多识广，凡是能想象出的各种天气他都经历过。二十年代初，他付不起大学学费，搭上一艘运油船从美国去了巴拿马；他曾搭乘过小渡船，从马赛港前往非洲；他从意大利的里雅斯特（Trieste）出发，穿越地中海和大西洋，到达纽约；他也曾在一艘双桅帆船上当过船员，从新斯科舍（Nova Scotia）驶向南美；二战期间他还在中国海上的一艘指挥舰上工作过一阵子。他见识过海上的龙卷风、大雷雨，以及诸多“大自然的原始暴力”——他用的就是这个词儿。保罗有时候极有大丈夫气概，有时候又安静而执拗，书卷气十足。他特别恐高，却会强迫自己在狂风巨浪中站上缆索装置的顶端。在这艘颠簸摇晃的美国号上，为我俩的安全问题操心的主要是他，这也蛮符合他的性格。
那年，保罗得到了一个在巴黎美国大使馆的工作机会，负责美国新闻处展览部门的工作，职责是通过视觉艺术的手段，增强法美两国的联系。这算是文化和宣传方面的事务，而他正是不二人选。二十年代初，保罗在巴黎工作生活过，能说一口流利法语，并且极为欣赏法国的醇酒和美食。在这世上，巴黎是保罗最心爱的城市了。因此，美国政府给他这个机会的时候，他立即答应下来。我呢，就算作他额外的一件行李，一道跟过去啦。
我俩一致认为，旅行有如情感关系的试金石：这一路上，我们无可避免地会碰见乱子，也会惊喜连连，如果我们能对付得了这个，那后半辈子必定能和谐相处。到目前为止，我们做得还不赖。
1944年夏天，我俩被战略服务处（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 OSS）（即美国中情局的前身）派往锡兰，在那儿我们相识了。保罗是个艺术家，政府雇他是为了建立军情室，方便蒙巴顿将军（General Mountbatten）研究情报人员发回的情报。我是登记处的头儿，负责处理情报人员发回的实地报告和其他最高机密文档。战争后期，保罗和我被派往中国昆明，在那里我们为魏德迈将军（General Wedemeyer）工作，一边继续谈恋爱，一边大啖鲜香美味的中国菜。
尽管我们是在异国他乡认识的，可我们从没觉得在亚洲的那段日子像是“出国”：我们每周工作七天，睡在军营里，时不时地要听从军队派遣。
可现在战争结束了。我俩在1946年结了婚，在华盛顿住了两年，如今又要搬往巴黎。自打1946年9月1日的婚礼以来，我们两人都一直忙个不停，连个像样的蜜月都没享受过。或许在巴黎待上几年会弥补这个缺憾，找回蜜月的感觉。唔，这计划听上去挺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