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8月，在加利福尼亚的蒙特西图，茱莉亚·查尔德和我坐在她家草木蓊郁的小花园里，聊着她的人生故事。她身形瘦削，有一点点佝偻，但精神比几周来健旺得多。我俩合写的这本书已经进程过半。当我问她对20世纪50年代的巴黎有何追忆的时候，她想起诸多往事：她在蓝带学校学会了烹煮所有食材，从蜗牛到野猪；在巴黎的菜市场，她懂得了“人际关系”的价值。她慨叹道，在她那个年代，美国的家庭主妇们必须左右腾挪，一边做汤，一边煮尿布消毒。她加上一句：“要是把这两样混在一块儿，想想吧，该有多来劲！”
早在1969年，写作这本《我的法兰西岁月》的想法就诞生了。那时，她的先生保罗正在翻阅数百封家书。那是他们夫妇俩在1948—1954年写给保罗的双胞胎兄弟查尔斯·查尔德（我的祖父）的。那段时光对他俩的性格和生活有着莫大的影响，也是他俩最为珍爱的一段日子。保罗建议，应该基于这些信件写一本书出来。但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这本书终未能写成。保罗在1994年过世，享年九十二岁。但茱莉亚从未放弃这个想法，时常提起她想写这本“讲法国的书”。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把这本书视作送给先生保罗的礼物，正是他，让她一下子爱上了巴黎。
我是个职业作家，长久以来，我一直想跟茱莉亚合作。但她是个喜欢单干的人，多年来一直婉拒我的提议。2003年12月，她再度提起这本“讲法国的书”，语气中充满怅惘和渴望。我再次提出帮她写作的建议。她已经九十一岁了，健康状况时有波动。这一回她说：“行啊，孩子，或许咱俩应该一起写。”
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帮助茱莉亚讲述她的故事，可这并不总是很容易。尽管她是个天生的好演员，可她更是一个不愿意暴露内心私密想法的普通人。我们慢慢地进入了合作状态，最终磨合出了一个高产的工作节奏。每个月总有几天，我坐在她家的客厅中提问题，阅读家信，听她讲述。起先我把谈话录下来，可当她用修长的手指戳戳录音机的时候，我知道这东西分散了她的注意力，于是改记笔记。关于那“可爱的老法兰西”，我们谈论的时间越长，她回忆起的往事就越多。她的述说总是充满生动活泼的调子：“噢，那油滋滋的法国烤鸡啊，喷喷香，鸡肉味儿十足！”
不少最精彩的谈话发生在餐桌前、汽车上或是前往农家市场的途中。某些东西触动了回忆，于是她会突然间给我讲起，当年怎么在巴黎学做法棍面包，在马赛做浓味鱼汤，或是如何在法国人的晚宴上过得从容自在：“只要像法国人一样，嗓门大，语速快，坚定不移地声明自己的立场，你就能过得开开心心的啦！”
书中几乎所有的语言都是茱莉亚或保罗的原话。可这毕竟不是一本学术著作，偶尔我也会把他俩的话糅合在一起。茱莉亚鼓励我这样做，她说，她和保罗经常在家信末尾署名“PJ”或“保莉亚”，就像他俩是一个人似的。我撰写了一些说明性和过渡性的文字，写的时候，我尽力仿效茱莉亚那个性十足的遣词方式——“噗通！”、“呸！”、“哟！”和“万岁！”。一旦收集到了足够的材料，我就会写出一小段文稿来。她会热切地阅读，纠正我的法语，想起什么的时候，就用一笔向右倾斜的小字，添上几句。她很喜欢这个过程，也是个严格的编辑。“这本书让我浑身是劲儿！”她这样说道。
茱莉亚和我有着同样的幽默感和好胃口，而且她觉得我长得像保罗，这大概对我们的合作有好处。至于我，我很感激有机会再度接近她，可以亲身参与这样一个有趣的项目。有些作者会发觉，跟合作者相处的时间越长，就越是不喜欢对方。可我的感觉正好相反：我越是了解茱莉亚·查尔德，就越是尊敬她。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工作起来的那种认真的劲头；是她既能一心扑在法兰西美食的“规则”中，同时又能保持开放和不断创新的心态；还有她遇到挫折时的坚定和坚持。茱莉亚从未失去过好奇心。她曾经给予人们莫大的灵感和激励，如今仍然是这样。
另一个伟大的灵感之源是我们的编辑朱迪丝·琼斯，她已经与茱莉亚合作了四十多个年头。她凭着耐心和对本书主题的深刻理解，在这部书稿的雕琢过程中，贡献出不可或缺的力量。此外，朱迪丝的助手肯·施奈德也贡献良多。
2004年8月13日，也正是她九十二岁生日的两天前，我们在花园里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之后茱莉亚由于肾衰竭在熟睡中溘然长逝。次年，我完成了这本《我的法兰西岁月》，可每一天我都希望能打电话给她，请她再仔细讲述某段故事，跟她分享几条新闻，哪怕只是闲聊上几句。我想念她。但是，就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茱莉亚的声音像往常一样生动、睿智、鼓舞人心。就像她爱说的那样：“我们合作得真愉快！”
亚历克斯·普鲁多姆
2005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