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在我中风的3年前，我便到了规定的退休年龄——70岁，我觉得自己的身体一直健壮，事业也会一如既往地辉煌，我与事务所签约，继续保持未来几年的业务伙伴关系。中风之后，我正式提出退休。为了与事务所的手续保持一致，我以“法律顾问”的身份继续与其合作，它成了我最后的职业收容所，像其他退休的合伙人一样，我保有一个职位和秘书。
中风之后的头几个月，我总是处于昏睡和悲伤状态，但我决定再次写作。我首先尝试的是为马克斯写诗，他是我的朋友梅格和迪克·利昂的小儿子。
中风后的第六个月，我为卡特总统的国务卿、我的朋友兼肯尼迪政府的同事赛勒斯·万斯发表了悼词，这是我中风以后首次在公众场合讲话。我被引领到教堂的讲坛上，上台阶时我失足踩空了一次。我的眼睛紧盯着放大的打印文件，唯恐我会看错行。我收到了赛勒斯·万斯的同事、家人和朋友的热情回应，那是我回到魂牵梦绕的公众舞台后最令人兴奋的一天。
当姬莲的上司、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邀请我们参加他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时，我得到了医生的允许，毫无疑问是因为有我妻子的一路相随。
这是我中风之后首次飞往国外，在此之后的几年中，我还去过许多地方——伦敦、巴黎、哥本哈根、柏林、威斯巴登、哈瓦那、斯德哥尔摩、维也纳、罗马、北京、新加坡、巴拿马和火奴鲁鲁，通常都是在旅伴的陪同下去的。我发现海洋比天空要可爱得多。中风后的4年内，因为我继续写作、演讲，行程遍及全国甚至全球，有两名医生竟用同一个词来描述我的恢复：“奇迹！”我回答说：“恕我直言，我宁愿我的恢复依靠的是药物而不是奇迹。”
中风源于抑郁，在我自我感觉良好时，它不会有明显的起因或征兆，所以不管我恢复得多好，我知道它可能会在任何时候复发。这种意识就像悬挂在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中风后大约三年的时间，我又经历了一次小中风，它导致我短暂地眩晕。那一次，我穿过中央公园从医院走回家，突然晕倒在地上，我强行站起来，不安地继续走。第二天我向医生咨询了那件事。脑CT显示这次短暂眩晕的起因是血管向里塌陷而不是渗血。同时，我被诊断出患有前列腺癌、心脏瓣膜渗漏、恶性黑素瘤、莱姆关节炎和其他一些不同的疾病。这使我想起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的一行话：“当不幸来临时，总是祸不单行。”
当我因为前列腺癌咨询肿瘤专家时，我得知需要采用外部照射放射治疗。这是一种还算是新型的医疗技术，是通过研究处理大客轮电子加速器而发现的，听起来似乎有些耳熟。果然如此，43年前我曾把这项研究纳入肯尼迪1961年的财政预算要点，做过适当的调查之后，将1.14亿美元投资于一项叫做“大客轮电子加速器”的新科技研究。你绝不会知道，你扔到水里的一小片面包什么时候会再回到你的嘴里。
中风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沉浸在人生故事的写作之中。在医院的时候，我发现即使我中风了，我的记忆依然完整，我便开始认真地考虑创作这本书，把它当做我集中时间和精力的一项工程。尤利塞斯·S.格兰特总统身患癌症时，仍然在马克·吐温的帮助下写出令人佩服不已的自传，并且在去世前快速完成了手稿。这项工程以其建设性和创造性的方式占据了我的时间和精力，给了我更多站起来的动力，让我继续下去。
2007年7月20日，我仍在执笔，中风的第六年我的生活改变了。写了将近六年，我的书就快要完成了。我的时间表排得很满——写作或者为写文章、演讲和讲座做准备；旅游；与众多的医生见面；还有与朋友的很多交谈和拜访，包括一些新朋友和家庭成员。不管是否得到允许，我每天都要游泳一英里或半英里。昨天一位朋友称我为“战争中的幸存者”，其实光幸存是不够的。自从医生只判给我六个月生存时间的那一天起，我已经活了六年多，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最重要的是，我很好地利用了这六年——告诉其他人，尤其是年轻的美国人有关约翰·肯尼迪的故事，激励其他人去为公众服务，用我仅有的能力去写作和演讲，继续学习、欢笑，积极地面向新挑战。我想继续活着、反抗、欢笑、写作、讲演、服务——也许还有另一个6年、16年——我会看着我的孙子、孙女和他们的孩子长大成人。
50年来，我一直都是靠一支笔闯天下，完成我所有的备忘录、演讲稿、书籍和文章。然而现在，即使我能在强光下看见大号的字，却再也无法识别任何手写的文字，无论是我让其他人写的，还是我自己所写。这正是此书组织、编写耗时长达6年之久的原因，也是让我能继续活6年的原因。这是一笔不错的交易。除此之外，还有一份额外的收获：我终于可以对辅佐肯尼迪的那段往事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我已经完成了这一生对他的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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